2019 年是九间棚精神与沂蒙精神概念提出 30 周年。回顾 30 年来九间棚精神与沂蒙精神调查、研究、总结、提出与传播的过程，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感到分外亲切。

　　1989 年，我在山东省平邑县九间棚村住了 52 天，挖掘出村党支部书记刘嘉坤化解“大洼风波”摆脱困境的过程，写出《九个共产党员九根擎天柱》的调查报告，提出“开拓进取、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九间棚精神，提出“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入手”“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思路，促使九间棚成为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典型，为沂蒙精神的提出提供了实践基础与舆论准备。从九间棚典型调研到沂蒙精神第一次研讨会召开，见证了“先提出九间棚精神，后提出沂蒙精神”的过程。以后，坚持 30 年在九间棚调查、研究和传播九间棚精神与沂蒙精神。

　　1989 年秋，带着问题住进九间棚村

　　1989 年，在共和国进入第四十个年头之际，面临着一场政治上空前的考验。在国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试图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政治体系，东欧政局剧烈动荡。而在春夏之交的中国，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则令全世界为之瞩目。在 6 月 23 日至 24 日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亮相。风波刚刚过去，全国上下都在反思，也在翘首以待，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以怎样的举措安全度过政治风险、走上坦途的问题。

　　开始我到平邑县九间棚村，是看九间棚村农民修路。九间棚村坐落在一个陡峭的山顶之上，四面是悬崖峭壁，位置偏僻。这是个只有 54 户 184 人的小山村，5 年间依靠自己的力量，修筑了 16 公里的盘山公路。站在黄门根悬崖前的路，看到这里的老百姓硬把悬崖削掉 6 米，再在山谷中填起 7 米，路基像长城般凌空而起，不仅使人想到工程的艰巨，更使人感受到团结与坚强， 这石壁里迸发出一种与自然的抗争精神和巨大的凝聚力。

　　从 1971 年，我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调研军民关系，是在费县牛岚韩家庄，在挂心橛山峰下面，我在那里住了整整 3 个月。在从那时起，已经对这块贫瘠的土地产生了深刻的同情。这次到了山顶，看了九间石棚，再看到 23 华里的水渠，我激动了。北京政治风波已经平息，然而问题并未远去。苏联在动荡，中华民族亟须一种凝聚力，中国共产党需要弘扬一种天塌下来撑得起的气概。我隐约觉察了九间棚的价值。如此坚如磐石的工程背后，党组织是怎样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能否从中找到解答我们当前难题的思路。

　　于是，我决定上山住下来，将想法与地委宣传部部长李祥栋说了。李祥栋非常支持这种蹲点的做法。到了 10 月，我开始带着行李住到四面是悬崖峭壁的村庄。过去这个不足二百人的小山村，很少有上级来视察，村里也没有任何公用设备。我说，我们自己带被子吧。平邑县交通局局长卢传文说“还真住下吗？住多久？”我说“起码半个月，不搞出东西来，不下山”。于是他帮助我从县城借来两床被、一顶蚊帐。因为架上电不久，经常停电，我还带了一只手电筒，两扎蜡烛。

　　上山的时候带着一捆书和一个剪报本。剪报本是 4 月 5 日至 6 月 10 日的《人民日报》文章，我把文章中的群众意见梳理一遍，列出了一个调研提纲。

　　村支书刘嘉坤把我和同去的市交通委的李敬堂安排在妇女主任刘月凤家吃饭，一天三顿由她做。在一间闲置的小房，布满蜘蛛网，打扫一下，便住了下来。在九间棚，我白天串门或泡在田地里，有时帮老乡干活，边干边聊天。了解到九间棚村是个山顶村，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有的人家在石洞里一直住到 1964 年。1984 年秋后，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两年的九间棚，就面临着是在山上脱贫致富还是各自外出谋生的抉择。正在这时，一场架电的争论把九间棚人逼到村庄存亡的绝地。三十岁的青年党员刘嘉坤站了起来，说自己家的房子不盖了，拿出一千元给集体垫上。就这样，12600 元钱从每家每户挤出来。在架电后，刘嘉坤又带着全村 54 户农民完成修路、引水工程。

　　这些情况，用两三天就了解清楚了。当时，临沂宣传九间棚与费县桃源、蒙阴吉宝峪等改造山区自然面貌的 10 面红旗。可是，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形成之时，这个小山村的努力对党和国家正面临着的凝聚人心、唤起信心来说， 是否有特殊的借鉴意义呢？一个重大典型必须在重大的政治背景下站住脚，能回答重大实践问题。这是我在九间棚村蹲点住下来的初衷。

　　为找到破解难题的思路，我病倒半月不下山

　　总结九间棚的经验，不仅在于在贫困地区农民战胜恶劣环境与自然灾害本身，更在其所形成的“不怕困难，团结一心，敢于胜利”的精神，显示中华民族在困难中顽强拼搏不可战胜的强大凝聚力。这是一种精神状态，也应是整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状态。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定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 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显然，九间棚村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扬党的政治优势和艰苦奋斗方面，都是过得硬的，足够作为一个典型提出来。然而，九间棚村在思想、精神与政治领域又能够向我们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九间棚村搞了这么大的工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不可能就那么一致，中间也不可能就那么风平浪静，这里必然有冲突、有斗争、有产生矛盾的时代烙印。我必须沉下去，了解在党的领导及自我建设方面，九间棚村有没有斗争、有没有误解、有没有丧失信心的时候，有没有由分散到凝聚的过程，能不能折射出当下中国的整个景象？

　　问题是谁能提供这些情况，要了解事情的斗争与全过程绝非易事。这里的人信奉家丑不可外扬，与你不熟，就没有人肯讲内情。于是我决意更深入地调查，努力使群众觉得我与他们是一样的人。李敬堂住了几天，局里有事被叫回去了。临走前，我们一起拍了一部新闻电视片，电视解说词是我写的， 叫九间棚精神。李敬堂回去不久，就在山东电视台与临沂电视台播放了。他回去了，我绕开报道话题，挨家串门从柴米油盐问起，找老百姓最关心的事问起。村里谁家有矛盾，谁家日子混不下去，先找这些人家，也帮助他们调解家庭纠纷。老乡白天下地干活，我就晚上串门。那一阵子常停电，村里一片黑，我就披着黄大衣，打着手电筒，摸着陡峭的山路敲开一家家柴门。有时，在老乡家一边吃饭、一边拉呱，一顿饭吃了 4 个小时。

　　村里最年长的 84 岁老人刘德顺有两个儿子、6 个孙子，可是好几年没有喝过儿孙的酒了。我从刘立河开的小卖部买来一扎白酒。刘立河好奇地心想， 李哥在这里没亲没故的，给谁买酒？悄悄跟在我后面，看着我拎着白酒进了他爷爷刘德顺的院门。刘立海撒腿就往回跑，当即把家中的肉和油带到爷爷家，吆喝着兄弟几个给爷爷送礼。此事在九间棚村激起一连串涟漪，带动了家家给老人送礼的风气，都孝敬老人了。

　　我比支书刘嘉坤大两岁， 就顺着嘉坤辈分， 称呼山里人“大爷”“大叔”“婶子”，人家开始喊我“李记者”、“李主任”，后来喊我“大兄弟”“李哥”，孩子们称我“李大爷”。

　　怕为村里添麻烦，我说自己爱吃地瓜、小米粥和辣椒咸菜，村里只好按我说的办。我连吃三天地瓜，不消化，腹泻不止，当时气温骤降，一夜出门十多次，拉得没有力气，就扶着墙走，回到宿舍，棉袄一脱，满身是汗。山上没有医生，也没有药，整整腹泻 8 天，最多一天拉肚子 20 次。也不能吃油性东西，天天喝小米稀饭，吃咸菜，身体虚脱了。有天夜里从厕所里回来， 站不住，两眼冒金星，竟晕倒在山坡上。半夜里，被冷风吹醒，一抬头，满天的星。我站不起来，就从山坡上一点一点地往回爬，爬回住处，身上衬衣都被汗湿透了，贴在身上，直冒热气。

　　最难的时候，走不动了，我拄着一根棍子硬撑着身子，披着黄大衣，在村里转悠。我终于撑不住，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大爷大娘们送来花生、鸡蛋、面条与咸菜。有个叫刘德香的老党员看到我来时带着的一包书，有《列宁选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选》和北京政治风波期间报纸剪贴本，摆满了一桌子。老人看着这一大堆书说：“你走人吧，俺山里穷，买不起书。”我说我不是来卖书的，是新华社的。村里人不知道新华社是什么衙门，还以为我是新华书店落难的卖书人。就这样，我一直蹲在这个村 16 天，其中 8 天是拉着肚子，我躺在床上，没有动身。我是帮助国家解决难题的，难题没有解决， 我不能回去。

　　找到化解矛盾的钥匙：党群一心 甘苦与共

　　我在村头一株枝叶茂密的老梨树前，细数枝枝杈杈，梨树从大枝分到小枝，突然领悟到九间棚村的人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力量分布。

　　在调查时，我把每家人数、姓名都记下来，按姓氏、辈分和亲戚关系列出了几大支，画了一张密密麻麻的“亲戚关系表”，就连每家几头猪、几只羊也记录在案。然后按经济实力、劳动态度、致富能力和邻里关系四项，分上中下三类排队。然后看村里这几年办了几件大事，产生了什么矛盾，看看党员干部在哪一支里，发挥作用怎样。这种基本分析使我能准确地作出判断， 并能迅速接触采访对象。这时，呈现在我面前的九间棚，已不再是一张平面的图表，而是一出充满矛盾的大剧。

　　“大洼风波”是干群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这是我与村民张如意、刘加华在一起猜火柴喝酒时听到的线索，我再三追问才知道了前因后果。“大洼风波” 的主人公是农民刘加五，住在我隔壁。我找到他，刘加五看到自己的底细已经被我摸透，将他与跟干部冲突的过程和盘托出。

　　“大洼风波”发生在正修建山上输水渠道的 1987 年夏天。当时，山上的 3 个蓄水池都干得底朝天，10 万株雪花梨苗旱死 9 万株，输水工程急需一台水泵和大口径塑料管，村里派党支部委员和会计赶快外出采购。他俩出去十多天，还没有回来，把全村人都急坏了。有人怀疑说：“他们没准在城里吃喝玩乐，把大伙的血汗钱给花了！”不料，这话被敢捅纰漏的刘加五听到了。谁也没料想，第二天一早上工后，刘加五坐在炮眼上，向大家喊开了：“咱们在家拼死干活，党员干部用咱们的血汗钱大吃大喝，这日子还有啥奔头，不如死了痛快！”这时，导火索已被点燃，正嗤嗤冒烟，他却坐在炮眼上一动也不动地等死，有人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把他从炮眼上拖了下来，按倒在地，这才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

　　不过，他还瘫在地上不起来，一个劲地狂喊，煽动人们“罢工”“和干部展开斗争！”这可把大伙的心绪都搞乱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真的不干活了，交头接耳地议论。于是党支部临时决定把劳力都集中到大洼工地“整顿”。刘嘉坤让大家公开提意见，提到哪里，改到哪里，宣布党员干部的“约法三章”。

　　就在这天夜里，买塑料管的党员回来了。原来，他们把济南的九家塑料厂都跑遍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现货，急得他们认准塑料一厂苦苦哀求， 厂领导得知他们来自革命老区，严重干旱已使群众吃水困难，当即同意给他们现加工，让他们等几天提货。在这之前，他俩一直没有住宿，夜晚都是在火车站的连椅与屋檐下度过的，被当作盲流赶来赶去。外出的十天里，他们仅买过一块咸萝卜头，啃馒头时就掏出来撕一丁点放在嘴里嚼嚼。提到货后， 他俩随即雇了一辆卡车匆匆往回赶。这时，口袋里一共只剩下 7 元 2 角钱， 也分两次买冰糕给司机吃了。当天黑车子开到九间棚山下亲戚家门口把货卸下来后，他们都昏了过去。这时，司机才知道，这两位被他误认为小气的硬汉子，只在前一天中午啃了点干馒头。

　　第二天，村党支部书记刘嘉坤在大洼工地上召开村民大会，如实向大家介绍情况后，很多群众感动得掉下泪。一些老人指着刘加五的鼻子一个劲地教训他：你看看人家干部和党员……

　　炸药的“检验”，使全村人更坚定了对干部和党员的信赖，大家的心贴得更紧了。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挺过困难时期，不少人家当晚就下山请亲戚上山增援。刘加五夫妻俩一夜没合眼，分头从山下亲戚家请来了 9 位壮劳力。第二天一早，村干部们到工地时大吃一惊，工地上干活的人数已猛增到 140 多人，比“大洼风波”前增加了一倍。

　　从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极不信任，到党群一心、众志成城，一场“大洼风波”反映出九间棚党组织使人心经由涣散到凝聚的过程，党群关系由水火关系到鱼水关系的转变。一个小山村的惊险一幕，是整个社会的缩影。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误解，对干部队伍腐败现象的意见，能从九间棚的“大洼风波”中得到折射和反映。

　　这时候，我不仅感觉已经号准了脉搏，而且已经找到打通脉络的“穴位”。“大洼风波”说明了许多问题：刘加五坐在炮眼上喊出的那句话——咱们在家拼死干活，干部用咱们的血汗钱大吃大喝，这日子还有啥奔头，不如死了痛快！其中“干部用咱们的血汗钱”表达了占有人民的利益，而不是想着人民、为人民办实事，利用这种特权去享受；“这日子有啥奔头”表达了农民的失望情绪。刘加五喊的话却一下子把很多人忌讳的且最为要害的问题点了出来。

　　然而，这正是九间棚党组织成熟的契机，是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自己所处的背景、进行自我教育与思想整顿的机会。正是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才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在“大洼风波”中，群众由怀疑到弄清事实，由混乱而凝聚，一反一正的现实，鲜明地告诉人们，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对于人民群众，对于社会的发展，是多么重要。党的工作有过失误，党内存在着一些消极腐败现象，这都是事实。但是，有失误是纠正失误的问题，有腐败现象是惩治腐败的问题，决不能借此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而且党的失误历来总是由党自己纠正。然而，有一些人因眼前出现的困难就对前途丧失信心，设法逃离困境；有一些人否定党的领导，甚至搞乱局势意图推翻党的领导。这些都是极为有害的。“大洼风波”这件事的发现，使我找到“风眼”，坚定了我把这个典型推向全国的信心。我与刘嘉坤说“明年全国分管农村工作的书记，都到九间棚来参观”，嘉坤以为我病重了，说话乱了。只是说“老大哥，你好好保重身体”。

　　喊出九柱擎天的口号

　　在我看来，“大洼风波”昭示出一个真理：共产党人能够坚持群众路线，带领群众前进，关键是要改善自身领导，保持先进性。甘苦与共，这是一种“好换好”的关系，首先是党员有先进性，与群众甘苦与共，群众才能跟党走，做到水乳交融。九间棚村共产党员的作为，从一个小山村为中国面临 的困局探索了一条有效路径。后来我在第一届“沂蒙精神”讨论会上发言说： “就九间棚调查产生的时代背景看，时代也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典型，来振奋全中国的神经。共产党人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撑得住，做到‘天欲坠，赖以拄其间’，是摆在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前的一道考题。我们提出‘九柱擎天’的精 神，是有意用九间棚这根‘银针’，来扎中国社会疾病的‘穴位’，为党和国 家献出一道‘药方’。”

　　等到把“大洼风波”核实清楚，我已经进村 16 天。这时的我因为爬山时皮鞋掉了一只跟，裤子破了，用白线连着，胡子长了一脸，人也瘦了整整一圈。平邑县委书记綦敦祥听说有个新华社记者在山上住了十多天，大吃一惊， 他带着办公室、宣传部与新闻科全班人马开着三辆车来看望，接我下了山。下山时，老百姓送花生、地瓜、山楂、鸡蛋。车开动了，大娘把刚炒熟的花生倒进车内。綦敦祥书记直感叹：多少年没看到这个样子了。

　　下山后奋战一个星期，完成了调查初稿。1989 年 10 月底，在平邑县招待所，我写了一封长信，向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汇报了这个典型，信中我说： 社会主义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我们应该突出地宣传凝聚力与党的先进性问题。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改进党的领导，增强群众对党的信任感，增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九间棚村党支部在人心涣散的关头，把群众团结起来、凝聚起来，使群众维护集体，想着未来，决心跟党走，这种凝聚力的形成过程与方法，对基层组织建设乃至形势的稳定与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当我对调查报告做深入思考与修改之际，山东省委常委、副省长高昌礼提出了春节期间找一个有特色的村庄过年、做点调查的想法。我向他推荐了九间棚村。于是农历腊月二十九那天，我陪同高副省长上了山，再次住进了九间棚村，两个人面对面睡在村里小学校铺上麦秸的地铺上。当天下午， 我与高副省长促膝长谈，一直从 5 点谈到晚上 10 点半。我把自己对九间棚的了解及看法和盘托出。高昌礼听完我的汇报后也很兴奋。他认为，九间棚能解决国家难题，肯定是一个大典型。

　　经过实地调查后，高副省长决定根据确定的思路，与我们联合拿出调查报告。高昌礼向省委报送，我们则向新华社报送，分头进行，争取在多方面开展工作，把这个典型推广出去。

　　几经努力，我们的调查最终得以刊发。这组题为《背水决战 穷村巨变》《九名党员九根擎天柱》的调查报告虽然长达一万余字，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破例全文采用，提供给中央政治局领导。之后，《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半月谈》《瞭望》等报刊相继刊用我们报道九间棚的文章与照片，新华社随后又发了题为“九柱擎天”的通讯。

　　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到山东考察时，我找到时任省委书记姜春云，希望向宋平同志汇报九间棚情况，认为讲清苏东事变背景对于认识九间棚的党员保持先进性的典型意义，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典型。宋平非常重视，他安排秘书彭清华在当晚专门听取我的汇报，姜春云的秘书李孝声陪着我一起汇报，彭清华特别对我将共产党员先进性作为一种重要思想提出来非常赞赏。当天晚上，彭清华将我的汇报情况向宋平作了汇报。第二天上午，彭清华向我反馈说，宋平同志对九间棚事迹非常感兴趣，还说新华社记者在群众中调查研究吃了不少苦，以九间棚精神调查九间棚，这个记者的精神也很感人，要向这个新华社记者为党建工作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宋平同志看到报道后，很受感动。在写给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的信中， 他说他们在那么穷困落后的地方，依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了家乡的面貌，人均收入达到七八百元的水平，实在是了不起的成绩。现在我国类似这样的地方还不少，农村富余劳力很多，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如能有像九间棚这样公而忘私的党员干部带头，党员又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就什么样的困难也能克服，什么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1990 年 8 月 7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会议在莱西召开。“莱西会议”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史上一次里程碑意义的会议。8 月8 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宋平作了《努力增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我们党能不能把广大农民群众吸引和组织到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农民的切身利益而斗争，决定着我们事业的成败。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千万不能忘记这个基本特点。全党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他在讲话中明确指出，首先要建设一个好的党支部，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建设一个好的党支部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支部领导班子。他说，会上介绍了很多好典型，平邑县九间棚村的事迹使大家尤为感动，我过去看报道材料时也很感动。这个村班子有理想、有志气、有开拓精神，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怕受气，这是值得推广的。干部就得有献身精神，不怕吃苦，不谋私利，带头干。有这三条，就一定能把党风搞好，把基层组织建设好。对这些好的经验要努力推广。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宋平同志讲到九间棚，站起来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共产党的威信是干出来的！”开会三天，宋平讲九间棚 13 次。会上一时出现人人都谈九间棚的局面，在九间棚支书刘嘉坤发言后，主持会议的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奇葆站起来挥着拳头大声喊“九间棚，了不起！”会场上都是省委书记与组织部长，他们雷鸣般的掌声响了很久。在这次会上，我采访了中组部副部长赵宗鼐、广西壮族自治区书记刘明祖、团中央第一书记宋德福、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启藻，中央政研室副主任郑科扬。刘明祖说：“我是含着泪看完九间棚的事迹材料的，现在太需要强调人的精神力量了，我们的干部应该以九间棚的党员干部为榜样，处处以身作则、克己奉献，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农村形势才能稳定，群众干活才能充满信心。”

　　我坐在台下，把自己了解的信息一封又一封信写出来，发给临沂地委书记王渭田，鼓励了他们宣传与推广九间棚精神的决心。

　　一时间，九间棚的影响走向全国，到九间棚参观学习的热潮兴起，出现了自 1978 年后没有过的农村参观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副总理田纪云、国务委员李铁映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相继来到九间棚，不少其他省份的干部、群众自发参观学习九间棚。陕西省米脂县有个贫困村，全村凑起 300 多元钱，让干部专程来九间棚学习。这个小伙子每天只吃一顿饭，赶到九间棚。他从山脚下一直爬到山顶，走一处停一处，到村中一户一户地看过去，了解架电、修路、治水的情况，记了厚厚一大本。河北、山西的乡镇书记租了大客车，把村支书们拉到九间棚参观后现场召开翻身誓师大会。在山东省，学习九间棚的热潮持续了很久，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在头版 30 多次刊发学习九间棚的报道，类似“九间棚九柱擎天，我们怎么办？”的标题经常可以看到。在京沪线、兖石线两侧农田基本建设现场，不断看到“学习九间棚精神，掀起农田建设新高潮”的标语。人们把过去的“大寨”二字换成“九间棚”三个字。

　　1991 年 4 月 14 日，我在九间棚山下的赵庄停车收费站了解到，这一天到九间棚参观者乘坐的大客车达 1300 辆，小轿车达 1900 辆，参观人数达 25000人。公安局干警为维持秩序，要求车距 5 米，从南边 20 里的郑城镇至北边的地方镇，几十里公路都被车排满了。

　　从 1990 年初到 1992 年前，九间棚成为中国农村影响最大的典型。1994年 9 月 10 日，胡锦涛同志说，“九间棚这个典型在关键时候起了重要作用”。

　　先提出九间棚精神 后提出沂蒙精神

　　在我的印象中，到 1990 年 2 月，由九间棚精神变成沂蒙精神了。

　　我为九间棚这个典型的宣传竭尽全力。王渭田书记还与我解释，临沂有一批这样的典型，统称沂蒙精神。1990 年春，由九间棚村党支部书记刘嘉坤为主的临沂地区 5 位基层党支部书记组成的“沂蒙精神”报告团在济南先后作了 7 场报告，每次都是刘嘉坤第一个发言，都引起强烈反响，沂蒙精神走进了齐鲁大地人们的心中。回顾一下，沂蒙精神的提出，经过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九间棚精神宣传与沂蒙精神概念提出阶段。对沂蒙精神的具体表述，是一个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深化和提升的过程。1989 年 10 月， 九间棚精神最初被概括为“开拓进取、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无私奉献”。1989 年 12 月 12 日，李祥栋在《临沂大众报》发表了《发挥老区优势，弘扬沂蒙精神》的文章，我知道是首次提出“沂蒙精神”这一概念。当时没有用什么词汇来概括。在我印象中，最初就是指九间棚精神。

　　第二阶段：沂蒙精神定位阶段。1990 年 2 月 2 日，姜春云在莒南与王渭田等临沂市领导一起将沂蒙精神概括为“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16 个字，九间棚精神的“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留下了。姜春云书记在充分考虑到苏东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军队威信被动摇的现实， 在敲定概念时强化了“立场坚定，爱党爱军”的内容，强化这种精神在苏东事变后那个特定时期的现实作用。

　　第三阶段：扩展阶段。2001 年，有关专家曾经将沂蒙精神扩展为“爱党爱国、艰苦创业、改革创新、敢为人先、不懈奋斗、无私奉献”24 个字。

　　第四阶段：再定位阶段。后来，常见的是 2004 年 7 月沂蒙精神第三次研讨会的提法，这是李群同志接受我的建议去北京征求姜春云、迟浩田等老同志的意见后确定的，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我一直参加沂蒙精神的研究与报道，临沂市委新任宣传部长到济南征求意见，我提出三条建议：一条是“沂蒙精神”内容要做修改，要把开拓奋进放在里面；二是要向省委汇报，要把“沂蒙精神”作为共产党的山东精神， 像江西省委、陕西省委分别对待“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三是“沂 蒙精神”要上升到国家层次，要将“沂蒙精神”展览办到北京，使抗战干部、山东籍干部、宣传系统干部有了解和为“沂蒙精神”讲话的机会，使“沂蒙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 重要精神来源。2005 年 8 月 16 日至 25 日，“沂蒙精神”大型展览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取得了轰动性效果，实现了“沂蒙精神”叫响全国的夙愿，成为“沂蒙精神”宣传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2004 年的第三次沂蒙精神研讨会在临沂举行，省委副书记王修智专程到临沂参加会议，并且安排我第一个发言。我发言 40 分钟，重点阐述 16 个字， 特别是把开拓奋进加在前面。这需要从时代特征、精神本源、社会背景与逻辑关系的四个维度上理解。从时代特征看，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核心内容，从九间棚与沂蒙精神形成本源看，八路军山东纵队、八路军 115 师开辟沂蒙根据地，一是“开辟”，二是“新的群众根据地”，便是“开拓奋进”的意思，我们现在所做的则是重新认识，是理论的回归。当年是八路军进沂蒙 65 周年，从逻辑关系看，先有开拓创新的伟大事业吸引人民群众，才可能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党爱军的感情，这是一种因果关系。

　　时任临沂市委书记的李群说，“孟良崮”“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等一大批英雄群体都是“沂蒙精神”的承载者。从沂蒙精神的提出过程来看，先提出“九间棚精神”，后提出“沂蒙精神”概念。九间棚重大典型的推出，为沂蒙精神的概念推广做了舆论准备。

　　第五阶段：升华阶段。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临沂接见刘嘉坤等沂蒙精神代表时指出：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这是将沂蒙精神上升到全党精神的层面，对新时期弘扬沂蒙精神提出的新要求，特别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八个字，深刻揭示了沂蒙精神的产生背景、重要定位、历史作用和实践要求，为我们弘扬传承沂蒙精神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我很快写出论文《从沂蒙精神起源与提出看其群众路线的本质特征》，在第五次沂蒙精神研讨会上发言，被《沂蒙论丛》全文发表。

　　沂蒙精神是理论的，更是实践的，其真正价值在于其所蕴含的共同信仰的先进思想内涵。显然，沂蒙精神的形成及以后的提炼、总结、概括和升华， 是一个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长期的动态过程。

　　研讨九间棚精神与沂蒙精神 30 年

　　九间棚与沂蒙精神的提出，与历史上沂蒙精神的形成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事业处于极其重要的时期。九间棚与沂蒙精神是以九柱擎天之力扭转乾坤的一种精神力量，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体现。

　　我在沂蒙精神第一次研讨会上的论文标题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所在”，副标题是“对九间棚的大洼风波的理论思考”，有着极其鲜明的理论指向，就是针对 “政党—群众”这一矛盾主体，强调坚持群众路线，共产党才能永葆生命力。九间棚精神、沂蒙精神概念从一开始提出，便是带着维护中国共产党历史命运的重任来到这个世界的，是带着坚持群众路线的意旨来到这个世界的。

　　对沂蒙精神的研究，开始是由山东省社科联与临沂市委组织的。山东省社科联组织考察组到临沂九间棚等典型去调研，临沂市委宣传部协助。我介绍情况，同时是向导。临沂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刘英华到济南不下 10 次。我为此专门找了省委副书记高昌礼汇报，高昌礼同志对沂蒙精神与九间棚精神的研讨是情有独钟，他安排省委宣传部在 1991 年 4 月召开第一次沂蒙精神研讨会。高昌礼出席会议，并让我以记者的特殊身份介绍九间棚精神提出的背景与典型特征。我写的 9000 字的论文被收入《论沂蒙精神》一书。从 1991 年起，我协助山东省社科联、临沂市委办好首届沂蒙精神研讨会，连续六届， 我都写出长篇文章，为沂蒙精神鼓与呼。我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战斗力、生命力与凝聚力角度认识九间棚精神的：“开拓奋进”是九间棚和沂蒙精神的主题，高度凝练了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创新、变革图强的先进思想意识， 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所在。正是这种秉性，使九间棚人率先在全国老区中实现脱贫，迎来了最好最快的历史新时期。

　　“顽强拼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所在。九间棚贫困的地理、自然条件和长期的文化积淀，造就了九间棚人含辛茹苦、吃苦耐劳的精神品格。在九间棚刘嘉坤这些典型身上显得极为突出。

　　“坚韧不拔”是沂蒙精神的精神风貌，高度凝练了九间棚人的意志，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所在。正是这种秉性，使九间棚人在困难中一次次崛起。

　　“无私奉献”，是九间棚和沂蒙精神的核心，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和九间棚人顾全大局、团结协作、公而忘私、自我牺牲、勇于奉献的价值取向，是刘嘉坤和中国共产党人凝聚力所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专门接见了我，认为“你为宣传九间棚作出了特殊的、重要的贡献”，并让他的秘书记录整理作为文件下发。山东省委副书记高昌礼也称赞我说：“你为山东人民立了一大功，山东父老兄弟不会忘记你。”

　　1994 年 9 月 11 日，也就是九间棚精神提出四年后，我有机会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进行过一次长谈。谈话发生在山东威海飞往济南的飞机上。当时胡锦涛前往威海参加全国党校会议后返回济南，我作为随行记者从文登机场同机返回。两人在飞机上谈论了 30 多分钟，一直谈到济南。谈话的重点内容，是对九间棚典型的认识、宣传和推广到抓典型等问题。

　　开始，我试探地问：锦涛同志，您知道九间棚？胡锦涛说：是沂蒙山区的一个村庄，住在山顶上，四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与山外相通。我感到惊讶，这正是内参调查开头的一段话。我说，这是我们调查的第一句话。胡锦涛笑着说：你写文章，我都背上了。气氛一下子轻松下来了，于是我们便无拘无束地交谈开了。胡锦涛说：典型要突出，有特点，才有吸引力， 要用事实讲话，生动形象，让人记得住。九柱擎天，九个党员嘛，还有山洞里九间石棚，就记得住。听取了我对九间棚的汇报后，胡锦涛说：九间棚这个典型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说：当时形势动荡、人心涣散，从九间棚这个典型身上反映了一种精神。那么小的一个小山村，在党支书带领下， 依靠自己的力量，架上电，把路修上去了，把水引上山，事迹很感人。特别是在出现困难时，九个共产党员团结一心，干成那么多事，真是了不起。这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办事的好典型。

　　陪同的省委领导告诉胡锦涛，我当时是带着被子、蚊帐和手电筒上的山， 独自在村中先后住了 52 天，也不要人陪，就是一个人挨家逐户地走访，大人、小孩的名字都说得出，还病倒了，很艰苦。胡锦涛听后对我说：你吃苦了。他沉思良久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这条路一定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思想方法和基本的工作方法。他说：提高抓典型水平，关键在人。光靠写不行，要研究。发现和挖掘典型要花很大功夫，是个艰苦劳动。当胡锦涛了解到九间棚这一典型在全国引起的轰动性效应后，他高兴地说：很好，典型就得在实践中行得通，群众接受，学了有效果。他继续询问： 这个典型现在怎么样？有什么新发展？党员发挥作用怎么样？我汇报了九间棚村下山办厂的情况后，他对我说：你熟悉这个典型，要注意跟踪，注意培养， 有什么困难，也要帮助解决，发现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进一步宣传。

　　县委书记綦敦祥专门向地委王渭田书记汇报我的调研情况，地委在王渭田书记主持下进行讨论，决定在全区开展“学习李锦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作风” 的活动。地委副书记李祥栋给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专门打电话，转达沂蒙山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反映，新华社应该为有这样密切联系群众的记者而骄傲， 并介绍临沂地委宣传部发出《向李锦同志学习 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决定的情况。一个地区发起学习记者的活动，这在中国新闻界还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临沂地委宣传部的文件传至中宣部，中宣部部长王忍之与全国记协主席吴冷西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开展学习李锦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活动。

　　九间棚的事迹，是九间棚人民干出来的。中央领导与省、地、县各级党委为培养、宣传、推广这个典型做了大量工作，倾注了心血。我作为新闻记者，只是应时代需要在强化社会主义思想的关头做点调研工作。为整个宣传推广工作提供点基础材料。但党和人民给我太多的厚爱，我越发觉得心中不过意。我们党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天起，就将党和群众的关系，比之如鱼水、喻之为血肉、视之为种子与土地，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而不懈奋斗。我作为新闻记者与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继承与弘扬九间棚精神与沂蒙精神，把根子扎得深深的，终生与九间棚、沂蒙人民生活在一起，报效沂蒙这块土地。

　　30 年来，重返九间棚 100 多次，与九间棚、与沂蒙山区结下了不解之缘。凡是和九间棚有关的任何新闻、事件，我总是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先后写了 100 多篇报道与照片，在此期间帮助九间棚排除许多困难。1997 年 8 月， 我与包心鉴等人合作完成临沂整体脱贫致富课题，在人民日报发表，被评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10 年，我去了临沂 58 天，帮助临沂办了一件大事。对沂蒙精神进一步研究和归纳，提出临沂模式，为在临沂举办“临沂跨越式发展高层论坛”做出努力；2014 年，我又去了费县、临沂 9 天，总结时代楷模赵志全。赵志全第一篇长篇通讯是我带着人写的，为以后的宣传定了调子，提供了基础性材料；2019 年 10 月，我又去了新疆 10 天，调研九间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进程中，助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脱贫与民族团结稳定的事迹，研究九间棚与沂蒙精神的新发展。

现在，我在九间棚村买了房子、建起书院，长期跟踪调研九间棚。我是九间棚人，九间棚就是我的事业，九间棚是我的生命的组成部分，把九间棚精神与沂蒙精神的研究弘扬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此生不离不弃。

　　我认为，九间棚精神是沂蒙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沂蒙精神在新时期农村的继承，其表现形式更多地具有沂蒙山区地理特征。中国共产党人把沂蒙精神延伸到山区人民群众中，是沂蒙精神在更微观空间、更深层次、更长时间的弘扬，是一种在实践上的落地。就像沂蒙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一样，九间棚精神也永远不会过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力弘扬九间棚精神，就是要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紧紧地依靠群众，从群众期待中获得力量， 从群众实践中汲取智慧，始终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发展获得最为强大的力量源泉。

　　（作者简介：李锦，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社山东分社原副社长，山东省政治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报总编辑、长江商学院大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等， 其“思路型”调查报告先后得到 40 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批示。1982 年，邓小平在听取他所作调研汇报时，称其对改革“有发言权”。本文原载《山东党史》2020 年第 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