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抵万金。家书承载着异地游子对家人的思念，是一个人最真挚情感的表白。革命烈士的家书，更是如此，不但体现着烈士对家人的眷念，字里行间更体现着烈士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政治品格。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人邓恩铭烈士，16 岁离开家乡贵州荔波，不远万里来山东求学，继而投身革命，至1931年牺牲再也没有回过家乡。饱受思乡之苦的邓恩铭，留下了13封家书，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字字句句仿佛一束光，映照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又像一脉清泉浸润着我们的心灵。

“翘首南天，心亏如捣”

　　读邓恩铭烈士家书，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家庭。1901年1月5日， 邓恩铭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城东北一个水族村寨——水浦村板本寨。祖父邓锦庭懂些医术，农忙务农，农闲则走村串寨，采药行医，后搬到县城开药房行医。祖母韦氏是一位爱唱水歌、会讲故事的水族妇女，在水浦路边摆个小摊，卖点儿饭和熟食，以帮补家用。到邓恩铭父亲邓国琮一代，家中人口渐多，自家只有三间房屋，二亩多田，每年最多能收获八九挑粮食（每挑一百斤），不够糊口。邓国琮又租种了二三十挑田，才勉强维持一家人衣食之需。母亲黄老秀是一个勤劳的水族妇女，每晚挑灯绣花、做鞋，有时也发豆芽、磨豆腐，到街上摆摊叫卖，维持生计。1905年邓恩铭5岁时，因乡下匪患猖獗，小饭铺无法维持，邓国琮只好卖掉几亩薄田，带全家搬到县城，以开设药铺行医卖药为生，祖母母亲依然做些手工活补贴家用，尽管如此，一家人的日子还是过得很紧巴。

　　生活愈辛苦，愈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盼望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家运。邓恩铭是家中长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4岁就送他入私塾开蒙。邓恩铭聪敏好学，深受老师喜爱。1911年，邓恩铭入桂花书院读初小。后来该校并入荔波县模范两等（初等、高等）小学堂。由于家庭生活日益艰难，邓恩铭高小毕业后能不能继续求学，成了一个问题。心有不甘的邓恩铭想起了远在山东的堂叔黄泽沛。邓恩铭的祖父有个亲弟弟叫邓锦臣，很小的时候过继到姑妈家，改姓黄。黄泽沛是邓锦臣的二儿子，又叫黄云从、邓国谨，与邓恩铭的父亲是堂兄弟。邓恩铭给二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表达了自己想继续求学的强烈愿望，请求二叔给予帮助。黄泽沛慨然应允。

　　1917年8月，邓恩铭与婶母、堂弟一起，自荔波出贵州，经广西、广东到香港，然后乘轮船到上海，再乘火车经江苏、安徽，于1917年9月辗转到达山东济南二叔家。当时的黄泽沛任宁阳县帮审，只是一个低等小官，家境 也不富裕。邓恩铭只好要求父母接济。1918年9月19日，他在家信中写道： “家叔入款寥寥，月不足用，明入学甚为困难，故明拟每年由家寄款接济。”1生于南国的邓恩铭难以适应北方的寒冷天气，这年10月14日2，他写信向父母要钱购买御寒衣服，同时又知道家境困难，非常愧疚。他在信中写道：“男年幼无知，冒然北来，离父母别弟妹，远隔家庭，罪恶极矣；今尚望助于艰难困苦之家庭，其罪恶不更甚乎？”提出想买一件御寒的皮袄，又觉得“十余 岁儿童言此亦当愧死”。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远离父母外地求学，因为提出买一 件御寒衣物而甚觉羞愧，可见邓恩铭是非常体谅父母的。远离家乡，作为家中长子的邓恩铭对家人十分挂念，家书中每每将家人一一问侯一遍。在 1918年10月14日的家信中，他写道：“小印（弟邓恩荣——笔者注），男固甚念，……六弟（弟邓恩光——笔者注）近来如何？来训亦未提及。若四叔情况及寿同毛弟均未尝言及。三叔如何？亦未接获亲示， 至于大姐好否？均甚念念！”1920年9月14日的家信中也写道：“何舅爷说来山东，为什么还不到？三叔近来闹家务不闹了？陈姐夫现在怎么样，大姐又怎样？小弟妹们读书有进步没有？以上的事情男挂念得很。父亲有暇，详详细细的写给男知道，免得男天天想哩！”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邓恩铭对上是孝顺父母的儿子，对下是关怀弟妹的兄长，这在他的家信中屡屡体现。在1920年9月14日的家信中，他嘱咐父亲：“广西不安靖，出门的生意万不可冒险”；1922年8月29日家信中又叮嘱母亲“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鸡蛋、牛乳、牛肉，千万不可乱吃药，吃错了就坏事，务必注意。”并多次托朋友从北京为父母购买邮寄狗皮膏、上清丸、阿胶等药品、营养品。在1923年11月2日的家信中，他写道：“狗皮膏早由京寄去；上清丸已托北京朋友买好，通路也就速速寄去；阿胶已买好一斤在省，也为路不通没寄去，阿胶并不是十分好药，总要小心少吃。”对于弟弟妹妹，邓恩铭则更多的是关心他们的学习，多次给他们邮寄书籍。在1920年3月1日的家信中，他答应“今年三菊、小印的书籍，等男回济南一定寄来。”1925年9月25日给弟弟的书信中，更以大哥的口吻叮嘱弟弟：“你们都不小了，千万莫要太过于贪玩，要发奋用功，我不久即给你们寄有趣味的书。”同时要求弟弟“你们在家要孝顺父母，千万不要使老人生气。”

　　邓恩铭离家十余年，从未回过家，不是他不想家，实在是投身革命后， 忙于四处奔波，无暇顾及。思乡情切之际，也时常兴起回家的强烈念头， 但无奈工作缠身，只好作罢。1924年5月8日的家信中，他写道：“三爷与印寿回南，儿本当同行，奈职务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三爷是黄泽沛的三弟黄云程，印寿是黄泽沛之子黄幼云。当时，受党组织派遣，邓恩铭到淄博矿区领导工人运动，整日奔波于淄川、博山矿区之间，虽有回家愿望，苦于革命事业需要，也不得不硬起心肠，打消念头。想到不知哪年才能回家看望父母，邓恩铭总是心中愧然，“翘首南天，心亏如捣”。

　　1929年，邓恩铭第三次入狱。在此前后，他的祖母和父亲先后去世，但为革命所系，他都没能回家尽孝，愧疚之情无以言表。1930年12月5日，在给母亲的信中，他写道：“离家十余年，一事无成，不但没有尽到丝毫子职，反使老人受累受惊，并且祖母和父亲之丧，儿都没有在家，这是多么不成器， 多么不孝呵！但是儿之本心又何尝如此，不过为环境所使耳。但愿母亲长健， 儿病无恙，则将来总有使母亲享福之一日。”可惜，这封信写出仅仅四个月， 邓恩铭就为他追求的革命事业永远献出了生命，再也没有完成孝敬母亲的承诺。

“无论做官为宦，总要处处体贴老百姓”

　　邓恩铭幼尝艰辛，自小对贫苦百姓怀有深深的同情。上小学时，就曾运用水歌曲调，编写了一首歌谣：“种田之人吃不饱，纺纱之人穿不好。坐轿之人唱高调，抬轿之人满地跑。”一时在同学中传唱，令当时的开明老师高梓仲先生暗暗惊喜，顾不得“师道尊严”的旧例，请邓恩铭吃了一顿“火锅宴”。来济南后不久，一次三叔黄云程发现，家里的厨工李生偷偷拿走了一些粮食，便要去追赶。邓恩铭当时正在场，就劝阻三叔：不要追查了，现在市场上粮价很高，李生他家里穷，偷偷拿一点，也是出于无奈。三叔想想有道理，最后没有追究。黄泽沛家收养了一个小女孩，乳名来燕。婶娘视来燕为掌上明珠，非常溺爱，每天早上买香甜的点心吃，一年四季做新衣服给她穿。邓恩铭觉得这样娇惯妹妹不好，就教导来燕：天下还有很多没有饭吃的穷人， 他们冬天没有衣穿，下雪天还要到外面做工，有的冻死在大街上。咱们有饭有衣，可要常常想想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的人啊，使来燕懂得了勤俭节约的道理。

　　对人民群众这种朴素的天然感情， 使邓恩铭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为人民谋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在党的教育下，对于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的二叔，邓恩铭由衷钦佩。1919年后，黄泽沛先后任青城县知事、胶县、淄川、益都、沂水等县县长，成了名副其实的地方官。他为官数载，始终保持清廉操守，给邓恩铭以深刻影响。1922年8月29日，在给父母的家书中，他写道：“无论做官为宦，总要处处体贴老百姓，不用助人为恶，剥夺人民。二叔做官数年，一清到底，到哪里，哪里的百姓没有不爱戴的，所以名誉很好！因此，父亲千万千万要像二叔一样才好，不用使人家背地恶骂。”并嘱父亲“千万别和贪官共事，至要，至要！”1925年，黄泽沛卸去官职。邓恩铭在当年7月31日的家信中写道： “二叔已卸事○○，日后打算尚未定准。作官十年，所剩几不能维持生活， 真有两袖清风之概。”

　　深受二叔言传身教的邓恩铭，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是严于律己， 以身作则。1925年9月，邓恩铭接到弟弟来信，说家乡遭灾，米价飞涨，希望他寄钱回家，以度过灾荒。9月20日，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写道：“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使老少少受点穷苦， 实在是罪过！但是，弟弟们，你们要原谅我，因为我赋性刚直，脾气不好， 在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的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漂泊两年， 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当时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执委书记，是山东省党组织负责人，抽出点经费来接济家里，不是办不到的，信中的解释只不过是对家人的托词罢了。实际上，他经常从堂弟黄幼云家里拿钱，用作革命活动经费。据他的弟媳滕尧珍回忆：“恩铭大哥虽然在生活上很俭朴，但全家数他一个人花的钱最多。有时是他自己在家拿钱，有时是派人来要，还有时是写信叫我丈夫送到他指定的地方。三叔几次问他，经常要大笔大笔的钱买哪样，他都讲拿去买书。……后来我才清楚，大哥要的那些钱，根本不是买书，他自己一文也没乱花过， 全都是拿去做革命活动的费用。”3为革命事业筹款不惜克扣至亲，却从不挪用经费接济家人，以常理来看有些不通人情，但他为了人民大众的解放，宁愿损害亲人的利益，并以身作则严守党的纪律，实在令人敬佩。

“头颅热血，不朽永垂”

　　邓恩铭三次入狱，最终牺牲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枪口下，留下一句“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荡气回肠。没有人不珍惜生命，没有人不畏惧死亡，但生死面前，邓恩铭毅然选择了忠于自己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

　　邓恩铭生于乱世，耳闻目睹百姓的疾苦，自小就有救国救民之志。后在荔波高小高梓仲、高煌等开明教师的启迪下，献身社稷苍生的志向愈来愈强烈。1917 年邓恩铭离开家乡时，曾录诗一首赠别亲友、同学：

南雁北飞，去不思归？

志在苍生，不顾安危。

生不足惜，死不足悲。

头颅热血，不朽永垂。

　　读罢此诗，不禁令人喟叹，一个16岁少年的诗作，竟能让人读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心中得有何等的志向。而他10余年后一语成谶，杀身成仁，不禁更加令人扼腕。在邓恩铭的家书中，虽然他尽量回避自己参加革命的情况，以免家人担惊受怕，但这种志向也时有流露。1924年5月8日， 在给父亲的家信中，他写道：“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邓恩铭视名利如粪土，他“所志”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一生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在这一志向的引领下， 他三次入狱，但牢狱之灾从来没有吓退过他革命的脚步。

　　1925年，邓恩铭先后领导了胶济铁路大罢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 在山东掀起革命高潮，被早期工运领袖邓中夏评价为“异军特起”。5月4日，邓恩铭第一次被捕，关押几天后，被驱逐出青岛。11月，时任中共山东地执委书记的邓恩铭在济南再次被捕。在狱中，他遭受重刑摧残，引起肺结核病发作，发炎溃烂。在家人和地下党组织的营救下，得以保外就医。听到邓恩铭出事入狱的消息，远在贵州的亲人们心急如焚。父亲邓国琮“不远万里”，辗转来到济南。此时，邓恩铭已被营救出狱。1927年3月25日，邓恩铭在家书中讲到了这件事。他写道：“去年，父亲到山东时，男平安出狱，做事不小心，致劳双亲及合家挂念，更劳父亲数千里外跑来看望，男真罪该万死了！ 男因事来汉口，走时父亲尚在沂水，没有让他知道，因为知道了会又害怕起来啊。”

　　1929年1月，邓恩铭因叛徒王复元出卖第三次被捕。在狱中，他虽受尽酷刑，但对敌斗争精神丝毫不减，组织领导了两次绝食斗争和两次越狱斗争， 使7名同志先后脱险，而他自己因为身体病弱，未能逃脱，被投入死牢。一天黄昏，狱中的老看守向他悄悄透露了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的消息，邓恩铭预感到最后的时刻就要到来。他强撑着病弱的身体，写下了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并附一首诀别诗：

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

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1931年4月5日清晨，邓恩铭、刘谦初、吴丽实、郭隆真等22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残忍杀害，史称“四五烈士”。第二天傍晚，济南的党员化装前往纬八路刑场收敛烈士遗体，借着夕阳的残光，他们清楚地看到，烈士们的遗体纵横卧倒在草地上，流出的鲜血已成赭色……

　　鲜血沃大地，浇灌幸福花。今天，中国共产党已迎来99岁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迎来71岁华诞，祖国一派生机盎然，人民处处安乐祥和。我们可以告慰先烈，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你们的遗志正在接力传承，新一代共产党人正秉承你们的初心和使命，带领人民群众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1《邓恩铭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本文邓恩铭家书均来源该书，不再另外作注。

2根据《邓恩铭文集》，时间为 1917年10月14日，经考证，应为 1918 年 10 月 14 日。

3 何光渝著：《邓恩铭传》，贵州出版集团、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