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望道先生首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于 1920 年 8 月在上海出版发行，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一版本的显著特点是封面上的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印成“共党产宣言”。该版本当时印刷 1000 册，经过整整一百年沧桑之后，现在存世的仅有 12 册。这 12 册分布于上海（5 本）、北京（3 本）、浙江（2 本）、山东广饶（1 本）、陕西延安（1 本）。这些藏本绝大部分为馆藏本，而山东广饶藏本是唯一曾在农村党组织中使用和保存的版本。近二三十年来，该藏本的保存故事先后多次被改编为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所以，这一藏本也是迄今影响最大、最为世人所瞩目的版本。

　　近些年来，在各种纸质和网络媒体上，关于《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的故事版本较多，也出现了很多失实和有误的细节，以讹传讹，距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笔者认为，革命的历史无须刻意“神化”，保持其原貌，才能使后人更好地了解历史，更深刻地理解革命者的抱负和胸怀。在此，笔者特对《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的流转保存过程进行梳理，对其中一些细节进行分析和辨疑，以期尽可能地对那段历史进行还原。

　　一、流转过程

　　据 1986 年由余世诚执笔的《广饶藏本〈共产党宣言〉的考察报告》（以下简称《考察报告》），《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的流转过程大致如下：

　　1925 年夏，广饶刘集村女青年刘雨辉到济南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在济南期间，她结识了济南女子师范学校的王辩、侯玉兰、于佩贞等女共产党员， 并经于佩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们常和在济南的早期党员延伯真、刘子久、李耘生、张葆臣等一起学习和活动。这样，那本《共产党宣言》就辗转到了刘雨辉手中。1926 年春节期间，她跟延伯真（刘雨辉丈夫，早期中共党员，广饶县延集村人）、刘子久（早期中共党员，广饶县刘集村人）一起从济南回家乡广饶县刘集村探亲，就将这本《共产党宣言》带到了刘集。从此， 这本革命文献便在广饶县偏僻的农村经历了不平凡的五十个春秋，为广饶党组织的壮大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早在 1925 年初，广饶县延集村、刘集村就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刘集村支部书记是刘良才。1926 年，《共产党宣言》来到刘集后，刘良才经常在晚上召集党员们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其他文件。入冬农闲时节，还举办农民夜校， 由刘良才或其他党员宣讲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刘良才常用朴素易懂的群众语言，将马列著作的基本原理深入浅出地宣传给农民兄弟们。他常对农民兄弟们讲：“穷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奔共产主义。”他说：“共产党主张实现共产主义，将来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要实现共产主义。”他常拿出《共产党宣言》，指着封面上的马克思像对大家说，这些道理都是他讲的。大家说，“大胡子”（指马克思）说到我们心上了，我们照“大胡子”说的去做，没错。

　　于是，在党的领导下，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燃越旺。1928 年 12 月，中共广饶县委成立，1929 年初刘良才担任县委书记，下辖八个支部，党员发展到七十人。党领导的贫民会会员达五百人，能影响五六千农民。此外，还成立了青年团、少先队、工会等组织。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了“觅汉增资”“吃坡”、改造红枪会和“砸木行”等斗争，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

　　“砸木行”斗争后，广饶形势越来越严峻。在白色恐怖下，刘良才和刘集党支部不得不销毁党的机密文件和学习材料，但他们却把这本《共产党宣言》包裹好，密藏起来。1931 年 2 月，山东省委调刘良才离开广饶到潍县担任中心县委书记。临行前，刘良才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交给刘集支部委员刘考文（刘雨辉的大弟）保存。刘考文把它藏在粮食囤底下，有时又封进灶头， 有时转移到屋顶脊瓦下面，一直没有暴露过。1932 年 8 月，广饶邻县的博兴暴动失败，广饶党组织也受到严重损失。刘考文估计自己有可能被敌人逮捕， 就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转交给忠厚老实、不太引起敌人注意的老党员刘世厚保存。不久，刘考文等一批党员被捕，刘良才在潍县也遭杀害，广饶县党的活动转入低潮。

　　刘世厚把这本书精心收藏起来，用油纸把它严实包好，再装进竹筒里，有时埋在床铺下面，有时藏在屋山墙上的雀眼里，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眼睛。抗日战争时期，地处广饶、益都、寿光、临淄“四边”地区的刘集一带，斗争更加激烈残酷。日伪军曾三次“扫荡”刘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 1941 年 1月 18 日，日伪军一千余人突然包围了刘集，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全村立时成为血河火海，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刘集惨案”。本来已经逃出村的刘世厚， 心里总惦记着这本书，又潜回村里，硬是在火海中，从屋山墙的雀眼里抢救出了这本《共产党宣言》，使之又度过了一次浩劫。

　　1975 年秋天，广饶县革命文物征集小组的颜华到刘集村征集革命文物， 召集老同志进行座谈。老人们有的献出了当年用过的梭镖，有的送来了当年开会学习用过的煤油灯，刘世厚老人则恋恋不舍地捐出他保存了四十余年的这本《共产党宣言》。

　　这本“大胡子”的书，经过四十多年的沧桑，又重新呈现在人们眼前。

　　二、考证过程

　　1975 年，刘世厚捐献出来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其外观如下：长 18 厘米，宽 12 厘米。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封面上端印着四行自右至左排列的字，第一行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第二行为书名“共党产宣言”（当时系错印，应为“共产党宣言”），第三行为“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第四行为“陈望道译”。全书用五号铅字竖排，共 56 页。封底印有 “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印刷及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在书的正文第一页，有两枚红色的印章。左上角的正方形印章为“刘世厚印”，是保存者和捐献者刘世厚的；右下角一枚圆角的长方形印章，为 “葆臣”二字。

　　刘世厚捐献《共产党宣言》后，人们都为发现了这本宝贵的革命文物而高兴。但在当时，人们对它的认知，仅限于它是一本书名印错的早期革命文献而已，并没有人思考到它的版本价值。

　　这本《共产党宣言》先在广饶展出，不久，又奉命调省城济南参加革命文物展览。也许是组织布置展览的人想让人们更好地欣赏这本书，就将这本《共产党宣言》陈列在展览室内阳光最充足、光线最明亮的地方。六个月的展期结束后，该书面目大变，本来还很清晰的封面字迹和马克思头像，由于褪色而模糊不清；纸张变得更加焦脆，一翻动就掉渣。

　　1986 年，石油大学教授、东营市政协委员余世诚赴广饶县考察时，在广饶县历史博物馆见到了这本饱经沧桑的《共产党宣言》。作为中国革命史研究专家的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本书非同一般，它可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余世诚和市文史委的同事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中共山东省委呈交了建议。1986 年 2 月，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昌安对建议作出批示，要求对该书加强调查研究与保护。随后，由石油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东营市政协和广饶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调查组，主要成员有余世诚、胡永钦、贾林志、颜华。他们围绕着该书的版本、传播、保存和征集等情况，到广饶县刘集村召开调查会，赴济南、上海、北京访问知情人，查阅历史档案，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和深入的考证工作，最后由余世诚执笔作出考察报告。

　　考察结论表明：这就是 1920 年 8 月出版的由陈望道翻译的中国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版、首印，封面为水红色，书名错印成“共党产宣言”。1920 年 9 月，纠正书名错误后，又进行了重印（称为第二版），封面也改为蓝色。这个印错书名的首版本，在联合调查组考证时，全国仅发现 4本（含广饶刘集这本）。后来，更多的首版本陆续被发现。至 2020 年 8 月，全国共发现该版本 12 本。

　　值得一提的是，其它藏本多为馆藏本，有的甚至没有任何翻阅过的痕迹。而广饶刘集藏本则曾在多人手中辗转、翻阅，是唯一在农村党组织和革命者群体中使用、学习过的版本，并且留下了血与火的传奇故事。

　　当然，刘良才也是我们已知的唯一结合农村革命学《宣言》、用《宣言》的农民党员。他在广饶当地领导了一系列革命斗争和农民运动，从广饶调至潍县后，又在潍县等地组建武装赤卫队，发动抗粮、罢税、“吃坡”等农民斗争；在坊子煤矿领导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这一切，都可以看到《共产党宣言》对他的影响。

　　三、相关细节辨考

　　对于《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流转过程的一些疑问和各种宣传文本中的有误或失实细节，笔者做了一定的调查考证，列举如下：

　　（一）“葆臣”到底是谁？张葆臣？李宝臣？

　　《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正文第一页盖有一方“葆臣”印章，说明这本书曾为一个叫“葆臣”的人所拥有过。

　　据《考察报告》称，张葆臣是江苏无锡人，曾在济南道生银行做职员， 是济南团组织负责人之一，也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在济南的早期党员之一。道生银行是沙俄在中国开设的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开办。张葆臣作为该行职员，常来往于上海和济南之间。而且，他又负责党团书刊的发行工作， 所以， 他能拥有这本《共产党宣言》是很自然的。这本盖有“葆臣”印章的《共产党宣言》，此后在济南早期共产党员中流传，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张葆臣后来叛变，并指认出卖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 这是后话。

　　在刘雨辉、延伯真的女儿延希宁的回忆材料中，也提到了这本《共产党宣言》的来历，说大舅刘考文在世时，曾说此书是刘雨辉当年“从一位铁路工人手中得到”的（见《广饶影存：延伯真刘雨辉专辑》）。张葆臣是银行职员，并非铁路工人。笔者了解到，20 世纪 20 年代在济南的早期中共党员中， 津浦铁路大槐树机厂支部书记李广义的字恰好叫“宝臣”。

　　李广义，济南章丘县龙山村（今济南章丘区龙山街道） 人，字宝臣， 1913 年进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当油漆工。五四运动后，成为李大钊在北京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一批通讯员（不在北京的会员），他曾将中国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带回济南，刻印成传单广为传播。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担任津浦路大槐树机厂党支部书记，兼工会委员长。1928 年 5 月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他和津浦路大槐树机厂工会组织救护队，抢救伤员，运送药品，并利用铁路的便利条件，将伤员和被围困的中国军队送出济南，因之被日军逮捕入狱，施以酷刑，坚贞不屈。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于 1945 年病逝。（据济南党史资料）

　　民国时期，人们的姓名用字不如现在规范，使用同音字的现象比较多， 比如邓恩铭，有时写作“邓恩明”，王尽美有时写作“王烬美”，而广饶县第一名中共党员延伯真，有时也写作“延波真”“延白真”。那么，李广义的字 “宝臣”，是否有时会写作“葆臣”？或许，李广义也曾使用过“葆臣”的印章？据此来看，“葆臣”或为“李宝臣”？

　　而且，综合以上情况分析，《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的“葆臣”印章，其主人更有可能是李宝臣（李广义）。

　　“葆臣”到底是谁？是张葆臣？还是李宝臣（李广义）？抑或是其他名叫 “葆臣”的人？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那么，这本书是从何处传到“葆臣”手中的？近年有一些文本说这本书是王尽美、邓恩铭参加中共一大时带回来的学习材料之一，这也只是一种猜测而已，并没有相关证据。

　　（二）盖有“葆臣”印章的《共产党宣言》怎样传到刘雨辉手中？

　　那么，这本盖有“葆臣”印章的书是怎样传到刘雨辉手中的呢？有可能是“葆臣”直接交给刘雨辉的，也有可能是从别的革命同志手中辗转传到刘雨辉手中的。网上有文章说可能是从王辩（早期党员王翔千的女儿，化名黄秀珍）手中得到的；广饶县延集村延集支部纪念馆的史料中则说，是刘雨辉的丈夫延伯真于 1925 年去北京参加党的学习班时带回山东，后来交到刘雨辉手上的。

　　以上种种说法，都缺乏相关证据，尚留待进一步考证。

　　（三）刘雨辉将书交给了谁？

　　据《考察报告》的描述，刘雨辉于 1926 年春节期间回家乡探亲，将书带回刘集村，交给了刘集支部。后一直由刘集支部书记刘良才保存，直到刘良才 1931 年 2 月离开广饶赴潍县时，才将此书转交支部委员刘考文保管。这种说法也是至今通行的版本。

　　但据延希宁回忆，刘雨辉带回此书后，交给了弟弟刘考文、刘奎文，他们姐弟曾与延伯真一起学习讨论此书。此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刘考文和刘奎文均是早期党员，刘考文于 1925 年由刘良才发展入党，且是刘集支部委员。刘雨辉先交给刘考文，刘考文后来又将书交给支部书记刘良才，从而此书留在支部。而刘良才离开广饶时再将书交给刘考文保管，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当然，期间可能还有另外的人员接手保管过。

　　（四）刘集曾有两本《共产党宣言》？

　　据《考察报告》称，刘子久也曾带回一本《共产党宣言》，交给刘良才。后来刘雨辉又带回一本，这样刘集支部就有了两本《共产党宣言》。

　　据笔者近日向考察组的余世诚等老同志了解，当年考证《共产党宣言》时，刘子久尚在世，确曾回忆说自己带回过《共产党宣言》。但他带回的是什么版本，后来流转到何处，已无迹可寻，刘集村老人也没有相关回忆。刘集村后来仅存的，就是刘雨辉带回的这本盖有“葆臣”印章的《共产党宣言》。所以，“两本说”也可忽略。

　　（五）捐献时间应为 1975 年 5 月 22 日。

　　关于刘世厚捐献《共产党宣言》的时间，《考察报告》中是“1975 年秋天”，其它各种文本中则出现了“1975 年春”“1975 年 3 月”“1975 年 5月”“1975 年 10 月”等各种不同时间，莫衷一是。笔者近日联系到了此事的当事人颜华同志，他查阅自己当年的工作笔记后，证实正确的时间应为 1975 年 5 月 22 日。

　　（六）“火中救书”应发生于 1945 年 1 月的“火烧刘集”事件。

　　刘世厚火中从房屋雀眼中抢救《共产党宣言》，是非常感人的一节。其发生时间，《考察报告》说是在 1941 年 1 月 18 日刘集惨案，而据笔者考证，关于刘集惨案的记载，原党史资料或许有误。1941 年 1 月 18 日的刘集惨案为我方部队、机关在刘集被包围而发生的，120 余名干部战士和群众被杀害，但敌人并没有放火，2011 年在刘集召开过 80 岁以上部分老人座谈会，老人们都可证实，意见较为一致。或者说敌人并未大规模放火，最多只可能在个别院落放火。村民们当时都躲在家中，部分未能突围的我军干部战士躲进群众家中。因那天下过小雪，日伪军循着雪上的脚印入户搜捕。情急之下，部分群众帮战士换成便衣，当作自己的亲属，使其脱险。当时的情形，百姓根本不可能外逃出村（躲在家中更安全些）。

　　因此，刘世厚“火海救书”一事，绝非发生于 1941 年 1 月的刘集惨案，而是发生在 1945 年 1 月伪军制造的火烧刘集事件中。当时，日伪军为报复而火烧刘集，1 月 28 日、29 日连续两天进村点火，全村房屋几乎被火烧殆尽。

　　（七）“总理的牵挂”存疑待考。

　　在近年的一些宣传文本中，常提到“总理的牵挂”这一故事，并多作为引出《共产党宣言》广饶刘集藏本的由头。故事大致如下：1975 年 1 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时，病中消瘦的周恩来总理见到了陈望道，问：“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找到没有？如果能找到它，我想再看一眼。”陈望道看着总理那期待的目光，遗憾地摇了摇头。周总理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

　　这一故事情节非常感人，所以在各种文本中被引用的概率非常高。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此感人的故事，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陈望道故居展览中没有展示，复旦大学和上海市档案馆联合主办的“真理之甘 信仰之源——纪念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100 周年主题展”中也没有。笔者查阅到陈望道于 1977 年 1 月写的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深切的怀念》（原载于1977 年 1 月 15 日《文汇报》），文中历数与周恩来交往的往事细节，却只字未提“总理的牵挂”这一故事。

　　经过笔者调查，最早提及“总理的牵挂”这一故事的文本是 2004 年 6 月30 日刊于《大众日报》的一篇文章：《留下中国最早的“大胡子”——我国第一版本〈共产党宣言〉保存始末》，此后，各种媒体的相关文章皆是这一故事版本的翻版。而 2004 年 6 月 30 日以前的各媒体相关文章中，则找不到这一故事版本。笔者揣测该文或为肇始者？只不知该文参考了何种资料。

　　因此，“总理的牵挂”这一故事细节的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因笔者手头资料有限，所以，特别欢迎相关的专家、学者们参与考证，解开这一谜团。

　　（八）失实的艺术改造不可取。

　　在一些宣传文本，甚至一些纪实类文艺作品中，作者自由想象，对《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的故事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改造，出现了这样的细节： 刘良才将书交给刘考文，或刘考文转交刘世厚时，都说“要生为《宣言》生， 死为《宣言》死”；刘良才、李耘生、耿贞元、延春城等广饶早期革命者或在临刑前高声背诵着《共产党宣言》中的句子走向刑场，或在晚年手抄《共产党宣言》至死不倦，或于病榻上手中紧握《共产党宣言》而逝。

　　笔者认为，所有的艺术加工都应首先遵循历史真实的原则，这是铁律。而这些相关文章和影视作品，就是因为对《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故事的过度改造、虚构而脱离了历史真实，歪曲了革命历史的原貌。最可怕的是，这些改造拔高后的故事，在各种媒体和文本中被当作真实的历史反复引用。—— 虚构文学（或文本）混淆视听，以假乱真，倒逼甚至取代党史，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一个问题。

　　四、个人浅见

　　一、《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能保存至今，有它的偶然性，本身就是个奇迹。它的曲折经历，同时演绎着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从中可见刘雨辉、刘良才、刘考文、刘世厚等许许多多早期共产党员的信仰与赤诚。正是他们， 挺起了一个苦难民族的脊梁。

　　二、历史不必刻意打扮，回归真实更动人。《共产党宣言》广饶藏本的故事本身，纵有历史的沧桑，横有时代的坎坷，每名党员的担当与勇敢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本身就已非常感人。过分“神化”反而使人们看不到历史的真实，看不到当时革命的原貌，不能真正了解革命者的思想和胸怀。相关的写作者和研究者、采访者，在陈述史实时都不应“想当然”，而应该仔细考证研究；对于文学创作来说，真实的历史往往比虚构的故事更感人，而有的作者却弃真求伪、舍近求远，臆想瞎编，这是文学的失败。

　　三、建议对此感兴趣的人，走进真实的《共产党宣言》故事，走进《共产党宣言》这本书，走进历史深处，用心去感受和解读，才能真正理解那时的革命，理解历史与今天，才能更好地继往和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