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华东野战军举行过很多非常有影响的战役。例如，鲁南战役首创华东战场一次歼敌2个整编师的纪录，号称“国军精华”的第1快速纵队“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莱芜战役开创歼灭敌集团军的先例，以致于连国民党第2绥靖区司令王耀武都百思不得其解：“五万多人，不知不觉在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光呀！”孟良崮战役消灭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击毙师长张灵甫，蒋介石惊呼“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是“无可补偿的损失”。济南战役吹响战略决战的冲锋号，美联社评论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当然，战争历来有胜有负，世间没有常胜将军，华东野战军并不是所有战斗都高奏凯歌、顺风顺水，南麻临朐战役就是如此。

　　时间定格在1947年7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进攻鲁中地区的南麻。驻守此地的是国民党整编第11师。与整编第74师一样，该师同属国民党军“五大主力”，装备精良，战斗力强，以善于防守而著称。华东野战军每攻克一处，都要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然而，天公又偏不作美，连续几天的倾盆大雨，致使弹药受潮、战斗受阻，加之敌援将近，华东野战军最后主动撤出了战斗。几天后，又移师临朐，进攻驻守该地的国民党第8军。遇到的困难和最后的结果几乎与南麻战役如出一撤，暴雨造成的影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南麻临朐战役歼敌1.8万，但自身伤亡达到2.1万。这种情况在解放军以前的战斗中还极少发生过。

　　南麻临朐战役由于主客观方面的诸多原因，打成了消耗战，付出较多代价，没有实现预定的作战目标。对如何汲取经验教训和承担相应责任，陈毅、粟裕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负责、主动担责，以实际行动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彰显了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

　　南麻临朐战役一结束，粟裕心情非常沉重。受陈毅、谭震林的委托，他起草了向中央军委汇报的关于南麻临朐战役初步总结的电报稿，从战略指导和战术指导两个方面，分析了两仗未胜的原因，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经验教训。电报稿交给陈毅、谭震林审阅后，二人均不同意里面的意见。由于认识不统一，粟裕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就没有将这份电报发出，但一直保留着手稿，直到他逝世后整理遗物时才发现，可见南麻临朐之战始终是粟裕难以释怀的“心结”。同时，粟裕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军委发电，主动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电文中说：“自五月下旬以来，时逾两月无战绩可言，而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此外，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尚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

　　粟裕只是华野副司令，为什么要从严责备自己、担负主要责任呢？其实事出有因，这涉及到指挥体制的问题。相比较西北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指挥体制相对特殊。早在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就要求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合后，“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组织决定：在司令员陈毅在位的情况下，赋予副司令员粟裕以战役指挥权。但这种“错位”并不影响陈毅、粟裕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例如，孟良崮战役期间，粟裕与华野某纵队司令就调整指挥关系问题在电话中发生争执。粟裕请陈毅出面解决，陈毅接过电话直截了当地说：“粟司令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意见，你们照办。”那位纵队司令便无话可说了。正是由于陈毅、粟裕文韬武略、双星辉映，华东野战军捷报频传，被毛泽东誉为解放战争第一年中“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

　　粟裕向中央军委引咎自责、请求处分后，陈毅对此深感不安，认为几仗没打好，大家都有份，应该集体负责，而不是由粟裕一人承担。陈毅给中央军委去电，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对战役指导部署历来由粟负责，过去常胜者以此。最近几仗，事前我亦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尤其考虑到党培养一个杰出的军事人才并不容易，陈毅不但不推卸责任，反为粟裕说了不少好话：“我认为我党廿多年来创造杰出军事家并不多。最近粟裕、陈赓等先后脱颖而出，前程远大，将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并肩迈进，这是我党与人民的伟大收获。两仗未全胜，彼此共同有责，不足为病。”字里行间透露着陈毅深明事理、坦诚豁达的宏伟气度。毛泽东对陈毅这封电报的评价是：“所见甚是，完全同意。”

　　古今中外历史上，仗未打好，作为主将，轻者削职，重者砍头，类似事例枚不胜举。这样虽然做到了奖惩并举、赏罚分明，但适用不当，就会隐疾暗生、人心怠惰。同样，哀兵必胜、戴罪立功的例子也有很多。例如，春秋时期，秦穆公对孟明视，虽三败而不弃，后者助其成就一番霸业；楚庄王“绝缨”护将，终使自己跻身霸主行列。这恰说明了如果把握好容错纠错的尺度，照样可以起到激励人、鞭策人、团结人、调动人的效果。面对陈毅、粟裕的“负荆请罪”，毛泽东将如何处理？

　　孟良崮战役后，毛泽东、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继续内线歼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个多月后就作出了改变，要求分兵外线出击。1947年7月1日起，华东野战军兵分三路（又称“七月分兵”）：一路向鲁西挺进，一路向鲁南进军，一路留在鲁中。发起南麻临朐战役的，就是留在鲁中的那一路。这两仗以及其他两路的战事都颇不顺畅，尽管不能归因于“七月分兵”，但至少从表象上看是分散了兵力，导致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七月分兵”是华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在内线作战风生水起之时为配合其他战场而实施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顾全大局利益、整体利益而牺牲局部利益、自身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七月分兵”以及南麻临朐战役在战略上调动和分散了敌人，对刘邓大军的战略进攻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正是基于以上考虑，中央军委容错纠错，毛泽东“网开一面”，为陈毅、粟裕松绑减压、撑腰鼓劲，要求他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继续战斗。毛泽东复电陈毅、粟裕：“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卸下沉重的思想包袱后，陈毅、粟裕按照毛泽东、中央军委的部署，渡过黄河赶赴鲁西南，指挥华野西线兵团（陈粟大军），先是发起沙土集战役，歼敌近万，随后越过陇海路南下豫皖苏，与刘邓、陈谢大军成“品”字形阵势展开。三军配合、逐鹿中原，战火逐渐引向国统区，解放战争形势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为什么胜、国民党为什么败？原因非常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相互推责、上仿下效，对待失误者、过错者，要么百般袒护，要么一棍子打死，确实是国民党的“家常便饭”，就连蒋介石本人也是如此。他常常固执己见、越级指挥，直接插手具体的军事作战，失败后又把责任强加给别人。以莱芜战役为例，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南北夹击，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动撤出临沂，转兵北上。蒋介石却认为“华东共军伤亡惨重，无力与国军决战，企图西渡运河与刘邓会师”。与蒋介石陶醉于“临沂大捷”有所不同，王耀武认为华野不是仓皇败退，而是向北秘密挺进，目标可能是北线的国民党李仙洲部，于是命令李仙洲后撤。但蒋介石不同意王耀武的判断，责令不能撤退，王耀武被迫复令李仙洲部折返南下。莱芜之战损兵折将后，蒋介石大加指责王耀武：“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两个军和一个师，损失了这样多的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如果说蒋介石在公开场合是碍于脸面而“健忘”的话，那么在私下场合特别是在自己的日记中，仍然委过于人：“高级将领无识、无量，小劳即矜，小胜即骄。”谁来为莱芜战事“买单”呢？蒋介石撤掉薛岳，换上顾祝同。薛岳是国民党中的抗日名将，具有很高的军事才能，此时却成了“替罪羊”。“劣币驱逐良币”，焉有不败之理？正如粟裕所说：“薛岳用兵尚机敏果断，而顾祝同历来是我军手下败将，这无异以庸才代替干才。在高级军事指挥人员的更迭上，正象征着国民党的日暮穷途，最后必然会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