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山东地方史的研究非常深入，成果丰硕，但从地方与国家关系视角去研究山东历史，特别是对山东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和作用的学术研究还尚属空白。另外，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全省发展、充分发挥山东在国家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近几十年山东一直把在全国发展中“走在前”作为一个战略性目标和历史性使命。这就使得开展这项研究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价值：它可以在廓清山东历史家底、找准山东历史定位基础上，为探求山东“走在前”提供历史背景脉络和经验智慧。受专业志趣、问题意识所驱使，也为报效桑梓的责任和担当所激励，笔者在这方面长期思考，用心体察，得出一些自己的心得与体会，以供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山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实质就是我们山东先辈对国家和民族整体发展和格局变化产生的重大影响和做出的积极贡献，也就是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走在各省区前列。具体说来，这个重大影响和贡献至少应符合三个标准：从地域上说，超出山东一地、一省的范围，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从独特性上说，要么其他省区所没有，要么即使其他省区也有，但山东所占的分量很重；从公信力上说，要让外省人看了口服心服。限于篇幅，本文讨论的时间断限为从史前（远古）到清代中期的山东古代历史，也就是山东传统社会时期。按照上述标准检索山东历史，结果呈现出山东对国家和民族整体发展和格局变化产生重大影响和贡献，可主要归纳为山东地区参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创建与汉民族的形成、鲁齐两国儒家思想和稷下学派软实力引领全国、山东人口南迁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格局、山东民众进城打工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早期城镇化这四件大事，集中在史前、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和清代前中期这四个时段。现按照历史时序，分述如下。

一、史前时期山东地区的创世之功

山东史前时期（远古时期）的时间断限是从“沂源人”到尧舜禹时代。这是山东历史的源头和开端。这个时期山东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参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创建与汉民族的形成。这是山东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代。

1.山东地区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主要地区之一

山东地区人类社会发展史开始于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前的“沂源人”。沂源猿人从泰沂山脉的原始森林中勇敢地走出来，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开启了山东历史的第一章。这应该说是山东地区人类社会历史的上限和开端。山东是当时全国少数几个有古人类活动地区之一。后来山东地区土著居民“东夷人”在泰山南北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迎来了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在距今约9000年前，“东夷人”进入氏族公社阶段，他们接续创造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对这些文化遗址的发掘研究表明，这些文化是东夷人自己辛勤劳动创造的土生土长的文化，具有独立系统、独具风格的特点，史称“东夷文化”。当时，中原文化（以今河南为中心）是核心，但东夷文化有些方面是与中原文化同步，有些方面还具有领先地位。如在生产工具制造方面，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铜制生产工具；金属冶炼技术方面，较早地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据说最早的“铁”字是“从夷”的；陶器制造业是东夷人最发达的手工业之一，制陶技术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纺织业方面，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布纹与现代农村家庭自织的粗布纹的密度基本相同。东夷人一向喜欢饮酒，很可能是中国酿酒业的最早发明者。有研究成果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开始于龙山文化时期，即文献记载中的禹、舜时代，城市、文字、冶铜技术和反映等级制度的礼仪设施这些文明的基本构成要素都在此聚集形成。

2.山东土著民族东夷族是华夏族族源之一

山东地区的土著居民东夷族远在距今约9000年前就居住在泰山南北，创造了“东夷文化”。夏、商时期，东夷人势力强大，一直是反抗夏、商统治的主要力量。东夷族领袖太昊、少昊、舜、皋陶、伯益、契、汤等都曾担任过早期华夏集团的领袖，东夷族在华夏民族发展史上做出过重要贡献。西周建立后，随着齐、鲁两大诸侯国就封于山东，东夷族逐渐被融合到华夏族中，华夏族构成了后来汉民族和当今中华民族的主体部分。

上述两方面史实表明，山东地区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创建和中华民族形成的开创性贡献，也是山东先民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担当。这表明，历史是山东的优势。

二、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和稷下学派软实力引领全国

正因为山东地区历史起点高、地位重要，决定了西周时期齐、鲁两个最重要的诸侯国就封于山东；而鲁、齐两国又孕育了儒家思想和稷下学派（诸子百家），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构成一种牵动，山东地区软实力一度引领全国。这是山东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

1.鲁国形成特殊的历史地位

西周建立后，为稳固统治，就把两个灵魂人物姜太公和周公旦分封到具有战略地位的山东地区。周公旦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是周王朝正统，姬姓。当时西周社会是一个血亲社会，拼的是血统和出身。所以，鲁国政治地位（级别、规格）仅次于周天子，远高于齐国，是傲视天下的。鲁国从周王室那里得到了“祝宗卜史”等专职文化官员和相关的礼器与文物典册，是各诸侯国中唯一可以使用天子礼乐的国家。所以，春秋时期有“周礼尽在鲁矣”之说。首封的是齐国，齐的国力和影响力也远大于鲁，一度居秦国以外的关东六国之首。所以，山东地区称“齐鲁”。但山东简称为“鲁”而不是“齐”，让人从常理上感到有点别扭。但如果从当时西周宗法社会“家天下”的名分上说，从后世鲁文化与孔子儒家思想对中国影响的角度说，山东简称“鲁”又顺理成章。

2.鲁文化与孔子儒家思想兴起

作为西周文化在东方最大的继承者和传播者，鲁国的鲁文化当然极力维护周文化的纯正性，特别讲究“尊尊亲亲”道德名节，注重研究传统文化和阐发宗法伦理观念。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与文化氛围中，孕育了儒家学说和他的创始人孔子。孔子提出了以“仁爱”“义”“礼”“乐”“忠恕”等为中心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提出为政之道、道德信条、伦理格言、人生哲理，并不断地被后世解释和阐发。到战国时期，孟子又从德性论、仁政论、王道论、仁义论、良知论等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当时社会上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即孔孟儒家学派。但在当时的战国七雄中，孔孟儒家学派只是作为“百家”学派之一，且不为各国统治者待见，影响有限，在秦朝还遭到朝廷的严厉镇压。只是到西汉汉武帝时，他采纳号称汉代孔子的董仲舒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文化政策，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成为封建国家和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观稷下学派中的其他学派和全国其他省区的地域文化，如楚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都对中国历史发展没有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

3.齐文化与稷下学派（诸子学派）

齐一立国就有自己的创造，师承“东夷文化”，形成齐文化。这是一种“尊贤尚功”拼才能和贡献的开放型文化。齐国统治者锐意改革，国力强盛；又创办稷下学宫，为百家学术争鸣提供了思想平台，形成稷下学派。稷下学派主要包括儒家学派、墨家学派、法家、黄老稷下学派、邹衍的阴阳五行学派等思想流派，齐国也成为了战国中后期全国教育与学术文化中心。在此后中国历史的漫长岁月里，稷下学派或被重新点燃，或被创造性转化和赋予新的阐释。如秦朝是“以吏为师”、独尊法家。汉朝初年文、景两代皇帝奉行黄老稷下学派理论，无为而治，造就“文景之治”；到汉武帝时才改奉董仲舒儒家学说。魏晋时期复兴道家思想。唐朝则是儒、释、道三足鼎立、“三教并存”的思想文化格局。宋、金、元、明、清则推行程朱理学（以儒家思想为主，兼采佛、道思想而形成的一个新儒家学派）。由此看出，稷下学派对于中国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形成了中国文化特色，奠定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基因。

儒家思想和稷下学派是山东地区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这表明，文化是山东的又一优势。

三、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山东三次大南迁，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地主武装割据和胡、汉民族冲突迭加致使山东地区社会长期动荡不定；唐代和北宋又先后爆发“安史之乱”“靖康之难”。这些战乱给山东地区农业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和破坏，人口大量减少，经济社会停滞不前。山东人口大量南迁，带去先进的技术、资金和生产经验，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这应该是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生产要素跨区域性流动。如西晋“永嘉之乱”引发山东持续百年的南迁，人口大多为名门富户，如琅琊（今临沂）王氏南迁；再如耳熟能详的北宋时期南迁名人李清照、辛弃疾等。到唐朝时，其统治中心在西部关中（今陕西），但其经济上却是“辇越而衣，灌吴而食”，南方成了国家的粮仓和衣料供应地。北宋虽建都中原开封，但“两浙之富，国用所恃”。财税乃国之根本，自古亦然。明代山东东阿籍政治家、文学家于慎行在所著《谷山笔尘·形势》中慨叹道：“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旷阔，汉晋以下，江南富实，江北凋敝。盖由三国五胡之乱，兵火战争多在江北，江北之民，大半南徙，如侨兖、侨徐等州，大抵皆其旧民移江淮之上，因而郡之，被以故名。此皆天地之运，流转无端，递相盛衰，非人力所及也。”这段话即使现在读来也让人唏嘘不已，慨叹沧海桑田、世事无常。民间市井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实际上是道出了一个深奥哲理，即历史的本质是发展和变迁。这种建立在南方农业对北方农业历史性超越基础上的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很大部分原因是包括山东在内的北方地区促成的。这不是历史发展的个案。山东地区自己的经济重心就来回转移了三次。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重改革、强工商，经济发展远强于鲁国，有“齐地强于鲁地”之说。封建大一统时代，山东西部平原适合农耕，还有大运河的加持，经济文化相对繁荣；而东部半岛地区还是非常荒凉落后。唐代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武宗会昌五年取道山东半岛回国时所见所闻：“从楚州（今江苏淮安）至登州（今蓬莱），道路尽是山坂旷野，草木高深，蚊虻如雨。……村栅迢远，稀见人家。见草之动，方知人行也。”第三次经济重心转移发生在近代，由于较早采用大机器生产和新式生产方式，东部沿海和胶济铁路沿线成为近代山东经济重心，山东形成“东强西弱”的经济格局。

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如造成元代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在北、经济中心在南这一格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率先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视角再往前推的话，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近代的开端也与此有关。鸦片战争中，尽管英军在东南沿海攻城掠地，但满清政权尚未倒下。当英军攻占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江都，截断满清中央政权沟通南方经济重心的大运河漕运时，道光皇帝迅即求和，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自此，中国社会告别传统时代，进入近代社会。

同样，这种全国经济格局的改变对山东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是山东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自此，山东经济的绝对优势应该肯定，但相对地位在下降。直到晚清，在山东区域发展整个的战略架构中，经济始终是山东的短板弱项。

四、清代山东民众进城打工是对中国早期城镇化的重要贡献

清代的山东人多地少、粮食短缺，加之土地兼并严重，很多失地、少地农民逃亡外地以谋生计，其中以山东东部沿海的登州、莱州两府最为典型。东部沿海常年靠从辽东海运粮食接济，连官府都是免征其粮食税的。作为当时主要的区域性地方文献，东部沿海的很多府、州、县志对此多有记载。如光绪朝《蓬莱县续志》记载： “登郡户鲜盖藏，向赖奉天米物商贩接济”，一旦奉天粮食接济中断，登州府则“米物短细，居民遂困”。山东农民主要流向东北和塞北垦荒佃田，或当农业雇工，继续从事原先熟悉的农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据此拍成的电视剧《闯关东》也轰动一时。但不应忽视的现象是还有一大批山东民众选择进城打工。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和交通运输业的繁荣，特别是北京为京城，需求行当多，包容量大，并且生活习俗与山东相似，路途不远不近，对山东民众颇具吸引力。虽然雍正初年朝廷实行限制、驱离外地人进京政策，但到了乾隆以后，山东民众通过外出求生、求富心理效应的扩散，以及在京落住脚的同乡拉扯帮助，进京势头势不可挡。如光绪朝《登州府志》记载：登州府“地狭人稠，境内所产不足以给，故民多逐利四方，或远适京师”。道光朝《荣成县志》记载：登州府所属荣成县“地瘠民贫，百倍勤苦，所获不及下农，拙于营生，岁歉则轻去其乡，奔走京师、辽东、塞北”。再如同治朝《黄县志》记载：黄县“地狭人稠”，“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外出者，辽东为多，京师次之”。民国《齐河县志》记载：清代齐河“人贫地瘠，家鲜益藏，田一井者衣不蔽体，家数口者肉不知味，遇岁旱啼饥号寒，比比皆是”。这些进京务工的山东农民脱离了原来的农业生产，从事早期的二、三产业。其中一些人经营粮食加工买卖、餐饮、看管水井和挑送水（类似今天经营纯净水或矿泉水的水站）、掏粪等行业，几乎囊括了北京城的吃喝拉撒。这其中除了少数碓房铺主和井屋、粪道经管者外，大部分人从事舂米或挑水送水、掏粪等重体力活、脏臭活。这些活北京当地人瞧不上，山东人把它们承揽下来，使北京居民得以过上正常生活，也使北京城市能平稳地运转。平心而论，这是山东民众对北京城市繁荣发展做出的贡献。如果对这个问题站得再高一点、视野再拓宽一点，就会发现，缺粮的实质是农业生产低水平重复的产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农经济内卷化。不仅山东，全国甚至世界在农耕时代普遍存在粮食短缺。解决之道，主要是建立在农业产权制度和农地制度改革之上的农业集约化经营，而农业集约化经营又是与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再就是非农产业就业和城镇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耕地靠牛、点灯靠油的满清时代，山东显然与农业集约化经营和工业革命无从交集。从这个角度说，山东农民进城打工应该是最早的农民非农化就业，“农民的非农民化”预示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是一种社会进步，这也是我们山东先辈对中国社会进步和早期城镇化的勇敢探索和历史性贡献。再如，天津是近代兴起的移民城市，因在河北省境，天津人中河北移民占第一位不稀奇，但山东移民占第二位还是让人多少有点意外。这也是山东对中国早期城镇化的贡献。再往远处说，一战时期在欧洲战场上协助英、法军队作战的8万来自胶济铁路沿线的山东劳工（中国共派出劳工14万人），民国时期著名的山东匪患，甚至现当代全国劳模山东齐河籍北京掏粪工时传祥，都可以从山东人多地少、农民非农化大趋势中找到根源线索。

用心反思一下山东古代经济发展的历史，就会发现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经得起几千年内卷的诀窍就是一直充分利用丰富的剩余劳动力来增加耕地面积。但到明清时期，山东土地开发已达饱和，且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清末著名学者汪士铎在《乙丙日记》认为，“人多之害，山东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农业孱弱，不够发达的工、商等二、三产业又吸纳不了多少人口就业，全省大量劳动力过剩。山东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都与这种经济深层次、结构性的问题有关。谋得一份营生、吃上一口饱饭的根本出路还是得靠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又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在这方面，可谓任重而道远。

总之，站在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制高点上，对山东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和所做贡献的脉络格局进行史实梳理、演变展示和理论分析，探求山东“走在前”的历史经验以及超越历史阶段背后的共性规律，从中至少可以得出两点对山东长远发展具有一定价值的启示。

第一，山东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和贡献的脉络演变表明，“走在前”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山东悠长的历史岁月里，只有上述几个历史时期，山东曾经对全国发展发挥特别大的影响作用；那么在这个时段上，山东是走在前的。如史前阶段，山东属于起大早者，对国家和民族的有些贡献属于开拓性、原创性的。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地位举足轻重，具有非常强大的全国性影响力。再如中原文化，曾经是中国史前文明的核心区域，20多个王朝定都于此，八大古都一半在河南，但后来风光不再。其中原因在于，唐宋以前的山东小农经济和思想文化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高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是山东历史的亮点成就，但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阻滞了山东经济社会的进步。到晚清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已经发挥到极致，传统社会发展的资源和空间已被耗尽，才演变出山东这块土地供养不了自己的人口以及农民的非农化。这说明，“走在前”是有时段性的。

第二，山东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和贡献的格局转换也提示世人，“走在前”的根本经验在于，正确、及时地抢占到时代的“制高点”，抓住历史发展的先机，引领中国发展的潮流。如古代社会，发达的农业是关键的“制高点”。西周就是专长于农业的部族，其始祖后稷在传说中被尊称为中国的农神；鲁国疆土适宜发展农业。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当时宗法农业社会的硬实力，管人们的吃穿生存；儒家思想是最适宜宗法农业社会的软实力，管社会的发展动力方向。这一硬一软是维系古代农业社会运转的两台巨大引擎，缺一不可。从这个角度说，发端于鲁国鲁文化的儒家思想从软实力上抢占到古代农业社会的“制高点”，一度把山东推上了中国古代历史的高峰，实现了走在前。到了近代社会，时代的“制高点”已变成大机器工业。山东东部沿海较早采用大机器生产技术和更先进的新式生产方式，由南向北传递和辐射了中国的近代化，齐鲁大地起到了一种过渡带的作用，带动了中国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二十一世纪的“制高点”又变成知识经济。知识、人才以及使得两者可以发挥作用的环境变得至关重要。任何一个省区要想走在全国前列，在这几方面就要有自己的“王炸”，以抢占知识经济的“制高点”。

【作者系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山东省地方史志研究院）研究一处二级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