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志文化对运河文化的记录与传承

　　方志是中国古典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广泛，资料详备，“大凡本地的建置沿革、疆域、位置、四至八到、城池、山川、河流、湖泊、海道、关隘、险要、市镇、坊巷无不涉及”。作为大运河流经的主要城市之一，德州方志里详细记载了大运河德州段的历史变迁、地理风貌、人文景观等。从古老的河道走向到历代的水利工程建设，从繁华的码头商贸到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方志以严谨的笔触和详实的资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

　　（一）方志记录运河漕运变化

　　德州，位于黄河下游冲积平原，是山东的西北大门。北依北京、天津，南接济南，西邻河北省，东连滨州、东营。历史上的德州是京杭大运河漕运通道的一个重要码头。作为南北文化交流、交通之要地，自古就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称。德州古称安德，德州与“水”有着解不开的“缘”。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经德州，历史上的黄河曾名为德水，从隋唐到明清，大运河纵贯德州，孕育了这里的灵动气质。

　　运河流经的山东各府州县中，有的仅负疏浚运河、保持畅通之责，有的还担负漕粮收贮、转运等责。明清时期，德州则作为漕粮贮存和转运重地，《（乾隆）德州志》卷七《政事志》“漕政”部分记述德州漕仓情形，相关内容颇可与卷五《建置志》“仓库”所记相补充。如其“广积仓”条称：“明永乐九年会通河告成，十三年于陵州仓故址建广积仓，即德州水次仓，以备淮、徐、临、德起运南粮赴通，运军递换，暂驻于此。”从漕仓角度论述明清漕粮运输方式之变迁。可见德州水次仓又称广积仓，是在旧陵州仓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同时设立的还有被称为常丰仓的预备仓，水次仓由户部分司管辖，常丰仓由分司通辖。德州仓在永乐年间主要接纳来自淮、徐、临等水次仓转运的漕粮，然后由山东、河南两地卫所军队运送到通州。宣德四年，“开封、彰德、卫辉粮运德州仓，其后山东、河南皆运德州仓”。这一时期每年通过德州水次仓转运的漕粮达三四百万石。

　　（二）方志记录运河德州段管理机构的变迁

　　德州设置漕仓始于金代。民国《德县志》记载，金天会七年（1129），金朝在德州设置将陵仓，也叫北仓。因为古代把有空地可存放粮食及货物的栈房称为厂，这一带得名北厂。因此，北仓又称北厂。明洪武三十年（1397），德州开始在北厂南侧三里远的运河边上建起砖城，也就是后来延续近600年的德州古城。将陵仓的设置，开始赋予德州独具特色的漕运文化符号。

　　明朝初年，伴随着德州卫城的建设，兴建了大量粮仓。建文元年（1399）三月，韩观屯兵德州，在德州卫城东北筑十二连城，护卫仓储。当年八月，燕王朱棣与建文皇帝叔侄之间爆发了靖难之役，并持续了四年，期间燕军一度占领德州，收获粮食百万余石，这些粮食成为燕王赖以夺取天下的物质基础。

　　明朝迁都北京后，在淮安、徐州、德州、临清建设转运站，德州仓建设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是在原北厂陵州仓的基础上改建而来的。此后，伴随明清漕运支运、兑运、长运方式的转变，德州仓见证了大运河的兴衰。《明史》记载：“自成祖迁燕，道里辽远，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定制。”

　　支运源于永乐十三年（1415），各地将漕粮就近运交粮仓，然后由官军分段运送。兑运，是支运的升级版。宣德六年（1431）开始规定：各地百姓将粮运至淮安、瓜州等地，兑于卫所官军，然后由官军押粮入京，德州不再成为漕粮中转站，德州仓迁至城内。《明史》记载：“成化初，废临、德预备仓在城外者，而以城内空廒储预备米。名临清者曰常盈，德州者曰常丰。”长运法从明成化七年（1471）开始，德州仓的中转功能日益减弱。发展到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临清仓撤销，正式并入德州，名德临仓。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停止漕运。

　　明清两代，中央、省和济南府长期在德州设置职能部门，负责漕粮的征、管、运等事务，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衔接，构成了完整的管理体系，部门主要有户部监督分司、户部监兑分司、漕运公馆、济南府兑粮公馆、山东督粮道等。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山东督粮道撤销。

　　二、方志文化为运河文化的研究提供依据

　　方志文化为运河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可靠的依据。学者们可以通过查阅地方志，深入了解大运河德州段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和文化内涵。

　　（一）方志文化传承了运河的中外文化交流

　　明永乐十五年（1417），苏禄东王巴都葛叭哈剌、西王麻哈剌叱葛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率领眷属陪臣340余人，组成庞大的友好使团，梯山航海，万里来朝，八月达到北京。这是苏禄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派到中国，如此高规格的使团，这在中外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苏禄三王访明取得了重大成功，明朝承认苏禄国及国王统治地位，同意与苏禄王进行贸易往来，并给予国王一行大量赏赐，明朝借此也扩大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然而，不幸的是苏禄国东王经运河南下返回途中在德州一病不起。对于苏禄王病逝，明成祖非常悲痛，不仅亲自写下祭文，让礼部官员代为宣读，而且还为其墓碑题词。明政府在德州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按诸侯王标准兴建苏禄东王陵墓。为了让其后人在德州居住守墓，明成祖下令从德州官仓中调拨给每人每月口粮一石以及布匹、银钞，另外还“赐祭田二顷三十八亩，永不起科。”为了更好地保护东王陵墓，明政府还“拨历城、德州三姓回回供其役，准负杂差”。每当年节，明政府还派专使扫墓。宣德年间，为了尊重苏禄人的习惯，又在东王墓附近建伊斯兰教清真寺一座，专供苏禄东王后人与当地回民做礼拜之用。

　　雍乾三十多年间，苏禄国仅经准许的官方朝贡就达六次之多，未经准许的朝贡与民间来往更是数不胜数。¹往返途中，这些使节们都要到德州朝拜苏禄东王墓，而在守墓的当地东王后代，由于得到明清政府的妥善关照保护，在德州长期定居下来，后改为温、安二姓。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姓已有56户，近300人，并有一个叫温宪的人，官至四品道员。

　　德州苏禄王墓至今已有580年历史，作为中菲友好的象征，它已成为运河沿岸城市德州的一处重要名胜古迹。

　　如今，德州也在继续深化与东盟沟通合作。2024年3月，在国家第7个“澜湄周”之际，德州市在越南胡志明市成功举办“山东省及沿黄省市与胡志明市商务交流会暨黄河—湄公河对话胡志明专场活动”，取得良好效果，外交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中国秘书处对这次活动进行了转发。6月，在齐河县成功举办“中国—东盟媒体合作论坛”，并开展了第十届“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外联合参访活动，该论坛是2024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的重要平台活动，广泛集聚了东盟媒体资源，有效推介了德州市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扩大了德州城市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

　　（二）方志记载运河经济发展

　　大运河与古德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当年的德州运河是重要航道，年递运南粮曾达600万石，德州仓为运河沿岸的四大名仓之一。

　　明永乐年间，德州曾是“四方百货，倍于往时”，运河两岸商贾云集，舟车如鳞，产品堆积如山，进入全国33个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列。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促使明廷重新定位了德州，明永乐九年（1411），随着会通河全线贯通，德州出台了“招集四方商旅分城而治”的政策，完成了第一次城市功能规划。当年的运河上，舳舻首尾相衔，密次如鳞甲。运河两岸商贾云集，舟车如鳞，产品堆积如山，德州进入全国33个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之列。德州通过运河转运返销的商品有棉花、草编品、烟草、药材等，并随运河的畅通而繁盛了几百年。《明史》记载：“（永乐）二十一年，山东巡按陈济言：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

　　运河的畅通带动了两岸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德州，有大批为漕运服务的人员，每当夏初漕粮抵坝之时，漕粮搬运工达几千人。在顺成街、米市街、西关街、小锅市、北厂以及河西留智庙，几乎家家户户打锅饼、烙麻酱火烧，或烧羊肉，到处摆摊售卖。

　　全国各地的商帮纷纷抢占商机，分攫市利，外商以晋商居多。《齐河县乡土志·商务》记载：“山西商人在城镇设立布庄收购‘齐河大布’,然后批发给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销往口外。”乾隆《汾阳县志·卷六·孝义》载：“汾阳人吴文玖‘尝贾于山东禹城’，因此而致富。”光绪《恩县乡土志》记载：“恩县城北曾建有山西会馆。”民国《恩县志·卷六·实业志》记载：“该县的市镇中都有染房，‘惟营业者，多系山西人’。”很多商人定居下来。民国《德县志·卷十三·种族》记载：“凡官于斯、商于斯、幕游于斯，侨寓于斯者，又往往因而家焉，瓜绵椒衍，或居于城，或居于乡，遂为此地之编氓。”

　　至清乾隆年间，德州城有手工业作坊达二百余处，商号四百多家，并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商店字号和知名产品，如颐寿堂的“人参再造丸”行销北京、天津等地；瑞兴号的水、旱烟畅销天津、济南；手工编织的草帽辫，远销川藏云贵等，德州城才成了全国知名的贸易集散基地，经济发达之城。

　　“帆樯如林，舟楫相连”的繁忙景象已消弭于历史的时空中。如今的德州，当年因运河漕运而兴起文物古迹以及古老文化民俗遗存仍星罗棋布，承载着运河文化的气息。　　

　　三、方志文化助力运河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方志文化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通过出版方志书籍、举办方志展览等形式，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大运河德州段的历史文化。

　　（一）运河泥练就的“陶艺奇葩”

　　在上古时期，德州这块土地上的先人因发明了陶器“鬲”，而被称为“有鬲氏国”。据《德州乡土志》记载：“尧舜时期，夏封有鬲氏国，此鬲国之始”。“鬲”的本意指一种三足的陶器，可见德州当时制陶业的兴盛。在德州地区的齐河县、禹城市、乐陵市、庆云县、德城区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有20多处，并出土了大量的鬲、盆、罐、杯等文物，其中最典型的是被称为龙山文化典型代表的蛋壳陶，其被誉为“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中外史学家称其为“原始文化的瑰宝”。

　　德州黑陶是承载和传播传统黑陶文化的重要载体，德州也是现代黑陶的发源地。德州黑陶的制作原料取自京杭大运河两岸两米深以下的红胶泥，坚持手工制作，突出地域特色，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传统理念；其生长于齐鲁大地，一直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在造型、装饰题材上既有齐鲁文化、儒家文化所影响的山东传统文化，也有体现异彩纷呈的现代生活题材。在传统上，德州黑陶继承了龙山文化黑陶拉坯工艺和烧制技术，在文化表现形式上则进行了独到的创新——保持黑陶“黑薄光纽”特征的同时，运用“雕刻镂书画”五工，在黑陶陶体上呈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如古诗词文化、绘画文化、饮食文化、书法文化等，并将我国传统文化与黑陶手工艺融为一体，发挥了文化展示和传播的作用。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德州黑陶起到了展示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1987年，中国美术馆收藏15件德州黑陶工艺品；1990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山东展厅展出制作德州黑陶作品；2008年，被北京奥组委选定作为全国唯一的奥运礼品。德州黑陶作为文化产品远销海外，将黑陶与大运河的故事带到了海外。

　　（二）运河上的号子

　　大运河流经的临清、夏津、武城、清河、德州、东光、景县、泊头等地均有运河号子。运河号子根据劳动环境的不同，主要分为夯（硪）号子与船工号子。

　　夯（硪）号是人们在工程建设、维护的过程中使用的劳动号子。大运河德州段的夯（硪）号，例如《东北风》《十针扎》《十字花》《落莲花》和《七星北斗》，武城县《紧两夯头》，夏津县《天硪号》。

　　船工号子是船工们在船只起程、行驶、停靠时为了保持协调一致而形成的劳动号子。由于劳动工序精细，劳动方式也趋向于多样化。船工号子主要包括打锚号、打篷号、拉纤号、撑篙号、摇橹号、警戒号、联络号、出舱号等。大运河德州段的船号有《挂钩号》《撑篙号》《摇橹号》《打篷号》《打冲号》《打锚号》《拉纤号》《联络号》等。

　　运河号子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地理因素的制约，不同的地理环境有不同的呈现方式，以德州为例，德州运河号子常常在平稳级进的旋律中穿插进四、五度或者七度、八度的大跳，这与德州方言粗犷、硬朗的语调特点正好吻合。德州运河号子中下行四度、七度音程的运用体现了德州方言中下行去声字应用普遍的特点，使得船号具有鲜明的德州地域特色。

　　明清时期，各地商帮、江湖班社、民间艺人等在德州运河区域开拓市场，建立会馆与戏楼，将家乡音乐、戏曲等艺术形式与德州本土音乐形式不断融汇，使其呈现出开放交融的形态。此外，京杭大运河不仅作为水利工程连接南北，而且促进了南北音乐的传播与交流，山东运河号子沿着运河来到北京，在北京通州留下了山东音乐的印记。

　　四、利用方志推动运河文化发展的思路

　　（一）深入挖掘方志中的运河史料

　　广泛收集方志版本要从本地以及运河沿线的图书馆、档案馆、文化机构等收集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方志。比如对于京杭大运河相关史料挖掘，除了收集运河途经的大城市方志，也要关注沿线小镇的方志，因为这些方志可能记录了更细致的地方与运河互动的内容。还可以通过民间收藏、旧书市场等渠道，寻找一些可能遗漏的珍稀方志版本，这些版本或许能提供独特的视角和细节。

　　梳理运河历史脉络。按照时间顺序，梳理方志中运河开凿、拓展、修缮等事件的记载。从早期运河的雏形阶段，到后续各朝代大规模的开凿与整治工程，通过方志中的工程细节描述，像挖掘的起止时间、动用的人力物力数量等，构建完整的运河建设历程。关注运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能变化，如古代主要用于漕运，近代随着交通方式变化其运输功能减弱，同时水利灌溉等功能的演变情况也可以从方志记载中找到线索。

　　提取方志中有关运河的文化细节。挖掘方志中关于运河的诗词、绘画、民间传说等内容。例如，康熙乾隆年间，皇帝南巡常常驻临德州，写下了许多吟咏德州的诗作。古代文人墨客也在运河行舟途中留下的诗词，这些作品能体现当时运河的景观以及文人对运河的情感。此外，寻找方志中提到的和运河相关的传统手工技艺，如造船技艺、河工建筑技艺等，包括这些技艺的传承家族、工艺特色等信息，努力拼凑起这些传统手工技艺的完整拼图，再现曾经的辉煌。

　　关注运河建设中的人物事迹。梳理方志中参与运河建设、管理的人物事迹。比如，记载某位官员在运河疏浚工程中的贡献，包括他采取的工程措施、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办法等内容。挖掘运河沿岸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家族、文化名人等相关记载，了解这些人物和家族与运河经济文化发展的相互关系。

　　地理环境信息挖掘。仔细研究方志中运河沿线的地形地貌记载，像河流的走向、落差、弯道等细节，以及这些地理特征对运河航运的影响，如某些险要河段的治理措施。同时关注方志中记载的运河与周边水系、湖泊等的相互关系，包括水利设施（如水闸、堤坝）的位置、功能等信息，这有助于理解运河的水利系统运作。

　　（二）利用方志文化打造运河文化品牌

　　方志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可以成为打造运河文化品牌的重要资源。可以以方志中的运河故事、历史人物、民俗风情等为切入点，举行“方志中的运河”专题展，通过对地方志进行解读与视觉化呈现，将传统的方志记载转化为沉浸式场景和趣味性互动，向人们诠释运河是如何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沿岸人民的生活，又塑造了怎样的运河边人民的生活史和文化史。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运河文化，推动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举办运河文化与方志文化的讲座、研讨会等活动，邀请专家学者、方志编纂者、文化名人等进行讲解和交流。可以围绕运河的历史文化、方志的研究成果、方志古籍里的运河故事、运河文化品牌的打造等主题展开，提高公众对运河文化的认知度和关注度。

　　鼓励文艺工作者以方志中的运河文化为素材，进行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方面的创作，并举办相关的文艺演出活动。例如，根据方志记载的运河故事改编成话剧、音乐剧等，在运河沿线城市进行巡演，传播运河文化。

　　利用各种媒体平台，对运河文化和方志文化进行宣传推广。可以制作纪录片、专题片等影视作品，在电视台、网络平台播放；开设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新媒体平台，定期发布运河文化的相关内容；与新闻媒体合作，进行专题报道和宣传，提高运河文化品牌的知名度。

　　（三）推动方志文化与运河文化的旅游融合

　　运河沿线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发展旅游的重要资源。将方志文化与运河文化融入旅游开发中，打造一批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景点和线路。

　　目前，德州市正在建设德之韵运河博物馆群，包括博物馆群、手造馆、艺术研究院、博物配套建筑等单体建筑和见可园，以及五条配套市政道路等。建成后，将成为德州大运河文化经济带的地标建筑和传承运河非遗文化的重要名片。

　　接下来，德州将继续发挥大运河“一河”“两带”“三段”等旅游线路优势，推出运河文化主题游和乡村休闲游等特色旅游产品。加强与大运河沿线地区的横向联系与合作，通过联合举办大型节会活动和建设运河生态廊道等方式促进运河沿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强区域一体化市场开发，充分利用周边省市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打造跨区域大运河特色旅游品牌；依托运河资源优势建设一批具有地方特色、丰富文化内涵和经济价值高的生态旅游景点。

　　方志文化与运河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未来，要持续推动地方志与大运河相结合，深度挖掘运河文化时代价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促进新时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让方志文化与运河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

　　注：

　　1.郗玲芝：《清代苏禄国朝贡史研究》，《德州学院学报》2010年2月第26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