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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起点
    ——五四运动对山东的历史影响及现实启迪
    发布时间:2019-04-30   信息来源:大众日报  阅读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五四运动直接因山东问题而爆发,山东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五四运动的一股巨大洪流,在全国五四交响乐中的每个音符里,都可以听到山东的强劲声音。100年后的今天,回顾五四运动在山东的历史,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那股炽热的爱国火焰,对于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历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的目标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

      一、民族的觉醒:五四运动揭开了山东爱国救亡的崭新篇章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的夙愿。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社会战乱频仍,人民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都曾登上历史舞台,力图挽救国家于危亡之际,但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无不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仍旧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就在无数仁人志士彷徨呐喊之时,历史的聚光灯转移到了1919年5月4日。这一天,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北京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等口号,火烧赵家楼胡同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久积在中国人民胸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表现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此有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起因。近代以来,山东一直是外国侵略者觊觎的目标。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山东被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乘机出兵山东,夺取了德国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各种权益。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关于山东问题的就有4条。袁世凯政府竟置国家和民族利益于不顾,对日本的要求“即行应诺”。此后,北洋政府通过与日本签订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等,进一步出卖山东的权益。1919年1月至6月,巴黎和会召开。这实际上是一次由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一方,向巴黎和会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等正义要求,均遭到拒绝。中国又提出战前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殊权益应直接归还中国,巴黎和会不但再次拒绝,竟然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日本在大战期间强占的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山东的其他特殊权益,应无条件让与日本。而巴黎和会给予中国的“利益分红”,只是归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正如中国代表所指出:“此次和会条件办法,实为历史所罕见。”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居然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巴黎和会的耻辱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山东的反帝爱国斗争是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全国斗争形势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山东的革命斗争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1.发起时间早。有切肤之痛的山东人民对山东问题最为关心,反应最为敏感,巴黎和会召开不久就开始了收回主权的斗争,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声。1919年2月5日,山东旅京人士为力争收回青岛,组织了外交后援会。2月16日,山东省议会致电北京政府,抗议日本的无理行径,要求取消“中日密约”。山东还是全国唯一向巴黎和会直接派出请愿代表的省份。4月20日,山东各界万余人在济南召开国民请愿大会。与会代表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要求北京政府力争国权、拒签和约,呼吁社会各界协力共争、绝不妥协。国内很多报刊都对这次国民请愿大会进行了报道。北京的《晨报》高度称赞山东人民的斗争精神,呼吁“当前千钧一发,稍纵即逝之时,正赖国人之督责抗争。设能举国一致,皆如山东人之热烈,则众志成城,收效必大。是所望于全国同胞者也”。这次国民请愿大会之后,山东各界群众不断集会,号召为“收回青岛”“收回山东主权”而斗争。5月2日,济南3000余名工人召开收回青岛演讲大会,强烈要求北京政府据理力争、不失一寸国土。有的工人在会上高声疾呼:“我之身既生于斯,我即为该地之主人翁,凡该地之建设改革咸归吾们掌管。所谓有此土即有此人,有此人即有此权者是也。如有丝毫毁坏,尺寸损失,皆是吾辈之奇耻。”山东工人阶级投入斗争时间之早,在全国实属罕见,这为山东反帝爱国运动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2.参加范围广。在爱国主义这面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的旗帜下,参加五四运动的群体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这是山东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1919年5月7日,山东省暨济南各界62个团体、3.5万余人召开山东国耻纪念大会,30多人争相登台演讲,吊民伐罪,泣血陈词。省立一师学生张兴三当场咬破中指,血书“良心救国”四个大字,把会场的悲愤气氛推向高潮。与会者皆表示誓为北京学生之后盾,为桑梓社稷安危不惜肝脑涂地。上海的《申报》曾有过这样的报道:山东国耻纪念大会“全场会员无不陨涕,皆指天誓日,固结团体,决定此番举动如不能达圆满目的虽牺牲全省人民身家性命,亦在所不惜”。山东青年学生始终站在前列,是五四运动的先锋。5月12日,山东学生联合会成立,山东的学生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5月23日,济南21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举行总罢课,并发表罢课宣言。除游行示威和罢课外,广大学生还组织“十人团”等,深入工厂、街道、农村向群众演讲,会同商界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山东工人阶级大力支持学生的爱国斗争,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工人运动本身也逐步实现了从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转变。5月下旬,济南工人数万人召开大会,工人代表轮流登台演讲,共商救国大计。6月10日,济南举行“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斗争,面粉业工人率先响应,随之电灯公司、搬运业、建筑业工人进行了罢工。山东广大工商业者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了进步的一面。山东国货维持会召开大会,决定开展抵制日货运动,随后各地商家纷纷响应。青岛虽然仍在日本占领之下,但许多华人钱庄拒绝使用日本纸币、金票。运动中还频现农民阶级的身影。特别在抵制日货运动中,他们不卖给日本人粮食以及牛、羊、鸡蛋等农副产品,成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力手段。除此之外,山东的一些地主、乡绅以及北洋军人、政界要员等,也不同程度地加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来,使五四运动具有了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性质,这在山东以往历史上还不曾有过。

      3.斗争形式多。在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中,山东的斗争形式多种多样,既有通电呼吁,又有集会游行;既有演讲宣传,又有集体请愿;既有国内的斗争,又有直接派代表去巴黎和会之举;既有抵制日货,又有阻止卖粮给日本人等,都凸显了重要作用。其中,山东率先发起拒签和约的请愿运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1919年6月18日,山东各界联合会派出80余名代表进京请愿,坚决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请愿代表在新华门前伤感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不由得双膝跪地、失声痛哭。高温过后又逢天降大雨,他们虽衣衫湿透但无一人起立。对山东请愿代表的“秦庭之哭”,李大钊这样评说:“这样的炎热酷日,大家又跪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地哭。唉!可怜!这斑斑的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前的一片尘土!”山东请愿代表团的行动得到了全国的广泛声援和有力支持。6月27日,山东又派出第二批请愿代表团,与天津等地的代表一道赴京请愿。6月29日,山东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决定组织第三批请愿代表团赴京。迫于人民的压力,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

      4.持续时间长。随着北京政府罢免3名亲日派卖国贼的职务和拒签和约,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斗争目标基本实现,但日本侵占山东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桑梓之危仍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山东人民头上。在这种情况下,山东人民继续开展着反帝爱国斗争。济南、益都等地群众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直接斗争,砸毁卖国的报馆;胶济铁路沿线的群众进行了反对日本掠夺和骚扰的斗争,农民还组织“联庄会”以自卫。1919年8月2日,济南300余名学生请愿。山东军阀马良派兵镇压学生,后又杀害多名爱国人士,引起全国公愤。周恩来为此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怒斥反动军阀,呼吁“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8月下旬,山东、天津、北京等地的代表两次到新华门请愿,揭露马良祸鲁的罪行。1920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发出要求直接交涉、迫使中国承认巴黎和约的通牒,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再次掀起争回山东主权、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爱国热潮。山东各界多次召开国民大会,推出代表赴京请愿、赴各省求援,派代表到全省107县召集群众大会。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北京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决定将山东问题提交国际联盟解决(1922年2月,中日两国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日本同意将攫取的山东部分主权归还中国)。至此,山东以争取收回主权为中心的反帝爱国斗争才告一段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发展的一个高峰,到全面抗日战争时,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终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五四运动的百年历史启迪我们: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最本质的内涵,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进入新时代,我国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并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尽管已经没有“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迷惘,“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情景也不会“昨日重现”,但作为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历史情感,爱国主义始终闪耀着无限光芒。奋进新时代,砥砺新征程,我们要继承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吸纳鲜活的时代精神,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维护国家统一、尊严和权威,以实干托举梦想,用奋斗成就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共同的精神支柱。

      二、黎明的曙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广泛传播

      近代以来,中国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但实践证明,各种理论都是水中月、镜中花,理想总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为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开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以后,尽管世界各种思潮学派在中国思想界风云际会,但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此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五四运动后,山东一些先进分子通过撰写文章、创办刊物或成立社团,介绍、传播和研究国外的各种新思潮,探求改造社会的新方案。1919年10月,进步人士王乐平在济南创办齐鲁通讯社,并附设售书部。随着业务量的增加,次年9月,齐鲁通讯社售书部扩充为齐鲁书社。该社“不纯粹以盈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进步为主要目的”,“以传播文化为宗旨”。《新青年》杂志特地连续为齐鲁书社刊登启事,介绍它的宗旨和业务。齐鲁书社与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出版界和进步团体建立了密切联系,经销各种进步书刊,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史》等,很多进步青年经常到这里购买或阅读。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王尽美与研究会建立了经常性联系,并成为研究会的通讯会员。由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0年夏秋,王尽美、邓恩铭等组织一批青年学生,秘密成立“康米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学会,以齐鲁书社为基地,大量收集并阅读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在此基础上,1920年11月,济南进步学生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励新》第1期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种半月刊》一文,指出:“近来,新思潮蓬蓬勃勃过来以后,便与前大不相同了。大多数青年,已经有了觉悟,便觉着老实读书以外,个人和社会、和人类还有种关系,非常重大,已注意到这上头,便对于从前一切的制度、学说、风俗……等等都发生了不满意,都从根本上怀疑起来”,出版杂志的目的,就是根据学会的宗旨研究学理、促进文化,并将研究的结果交流。齐鲁书社和励新学会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广泛传播,被当时的进步报刊称为“济南文化运动之曙光”。除此之外,山东旅京学生创办的《曙光》杂志、省立一师创办的《泺源新刊》、省立一中创办的《灾民号》、山东学联创办的《新山东》等,也都在推动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当时山东督军发给北洋政府的密电中称:“《共产党宣言》时有发现,均经会电各该地文武,严防密捕。”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山东产生了影响,以致于军阀政府视之为“洪水猛兽”、感觉如临大敌。广饶县至今能保存着最早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与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关系。

      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当时许多先进分子共同的心路历程。山东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起初,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特别是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区别。但随着不断地学习探讨,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他们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山东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当作观察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他们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革命实践,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尤其令人景仰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马克思主义后,就坚定不移、终生不悔。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这份信仰、这份信念、这份执着,无论面对血腥的屠杀、野蛮的酷刑,还是经受清贫的生活、艰险的斗争,甚至是亲人的误会、革命阵营内部的委屈等,都不能改变他们的理想。因为他们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或者趋时行为,而是理性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对真理的追求。王尽美在弥留之际,仍不忘嘱咐“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飞跃。五四运动的百年历史启迪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是推动我国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思想的光芒既要照亮现实,又要指引未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奋进新时代,砥砺新征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真正做到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让这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领航灯塔始终闪耀着真理光芒。

      三、革命的火种:五四运动孕育了山东早期党组织的诞生

      近代以来,由于没有一个能够科学把握革命规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充分代表人民意愿的先进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屡遭失败和挫折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正是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两年后应运而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任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山东不但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高涨的群众爱国热情,而且涌现出一批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分子,王乐平便是其中一位。王乐平在五四期间思想激进、表现活跃,曾代表山东各界赴北京请愿、代表山东省议会赴上海寻求各界人士的支持,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他主办的齐鲁书社与陈独秀的《新青年》也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陈独秀在组织各地建立早期党组织时,便选择了济南,选择了王乐平。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立早期党组织,但后者没有承担此约,而是把这一任务交给王尽美、邓恩铭,历史的重任由此落在了两位年轻人身上。他们此前都在五四运动中经受了锻炼。王尽美联络济南一些学校的学生,建立反日爱国组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站在了斗争最前列;邓恩铭被选为济南省立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经过周密筹备,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在齐鲁大地上播撒了革命火种、点燃了希望之火。

      五四运动期间,工人阶级以其特有的组织性和斗争的坚定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开始有计划地开展对工人阶级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1年5月,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大东日报》副刊上创办《济南劳动周刊》,目的是“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办刊方针是增进劳动者的知识、提高劳动者的地位、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济南劳动周刊》作为山东第一份工人报刊,与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都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不局限于宣传新思想新知识,而是为广大劳动者谋利益求解放。1921年夏,津浦铁路济南机厂工人俱乐部成立,这是山东成立的第一个具有工会性质的产业工人组织,促进了工人的思想觉悟。在山东早期党组织的努力下,山东工人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这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准备了客观社会基础。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国内各地的早期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着当时全国的50多名党员。王尽美、邓恩铭参加了党的一大。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为国内六个最早建立早期党组织的地区之一,山东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的长河大浪淘沙,也呼唤着历史担当者的脱颖而出,成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的主心骨。从上海石库门和嘉兴南湖出发,到井冈山的旌旗在望、长征路上的雄关残阳,从抗战烽烟里的战旗如海、长江岸边的钟山风雨,到天安门城楼下的礼炮齐鸣,再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风雨前行和改革开放40多年的春华秋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的“秘笈”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凝结着五四运动以来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奋斗和牺牲。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山东省委先后遭到十余次严重破坏,担任省(工)委书记或主持省委工作的17名领导人中,先后有10人被捕、6人牺牲。邓恩铭在牺牲前曾留下一首感人肺腑的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省委书记刘谦初在写给妻子张文秋的遗书中说:“望你不要为我悲伤,希你谨记住我的话,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好好爱护母亲(指党组织)!孝敬母亲!听母亲的话!”字里行间饱含着舍生忘死的革命情怀和对党的赤胆忠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从悲惨境遇向光明前途的历史性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四运动的百年历史启迪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五四精神最忠诚的继承者。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奋进新时代,砥砺新征程,我们要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充分发挥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作用,更好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伟力。

      四、思想的解放:五四运动促进了科学、民主在山东的落地生根

      近代以来,由于千年专制皇权的影响,旧中国桎梏重重、死气沉沉,缺乏向文明社会前进的动力。特别是北洋军阀继续利用封建传统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借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扼杀着民族的生机。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以《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与科学,“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潮流。五四的烈火一经点燃,便孕育着燎原之势。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猛烈地冲击和涤荡着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给人们的思想以强烈的震撼,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此有了鲜明的精神标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分子继续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不再强调资产阶级的个人权利和个性解放,而是以实现最广大劳动群众的解放、民主、自由为价值取向,并转化为改造社会、打碎旧制度、旧思想枷锁的巨大力量。王尽美在《乡村教育大半如此》、《我们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等文章中,猛烈抨击旧教育的弊端,指出旧教育“不是要去提高平民的知识,是要造出些鱼肉乡民的小绅士”,是“欺压小民的工具”,相信“要普及乡村教育,使平民都有识字的机会,非先打破贫富阶级不可”。邓恩铭在《灾民的我见》、《改造社会的批评》等文章中,指出社会上人民贫富差距的悬殊,“就是因为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横征暴敛、穷奢极欲”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有彻底的觉悟”。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民主的内涵和外延更为丰富、广泛,也更加切合中国实际了。

      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民主和科学的光荣传统,并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鲜明的时代特性。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民主政权普遍采用民主集中制,政权机构的领导都由人民选举产生。1941年前后,在有统计的71个县政府中,民选的县长占94%。为保证不识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选民能够行使民主权利,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就采用简单易行的方法进行选举。例如,以豆子作为“选票”,在每个候选人身后放一个碗,选民同意谁就在他身后的碗里放一粒豆子,得豆子多的候选人当选。某次胶东选民登记,到场的共计533489人,参加选举的472083人,“白发苍苍的长者与佝偻着身体的老大娘都扶杖出席选举,不愿放弃自己一份公民权,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现象”。山东抗日民主政权还颁布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提出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规定人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和抗日武装的自由,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和参与政治活动的自由,等等。同时,开启民智,移风易俗,通过举办冬学、识字班、庄户学等社会教育和社会改造,群众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为之一新。这实际上是一次摆脱封建桎梏束缚、改变农村面貌的思想解放运动。老百姓切身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尊严、自由和民主,抗日民主政权因此也得到了他们的衷心拥护。

      五四运动100周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劳动人民从此成为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7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一滴水可以映射太阳的光辉,一个地方可以展现一个国家的风貌。齐鲁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是70年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科学文化发展的生动缩影和具体体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健全完善,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法治山东建设成效显著,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样;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社会科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全面提高。科教兴鲁、依法治省、泰山学者、新旧动能转换等重大战略(工程)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五四运动以来,尽管百年时光如白驹过隙,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仍在中国大地高高飘扬,激励着中国人民为追求国家和民族进步而不懈奋斗。五四运动的百年历史启迪我们:正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民主与科学开始深入人心,历经一代代人的传承、发扬与积淀,早已融入民族血液,成为民族复兴之路上的重要精神支撑。奋进新时代,砥砺新征程,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充分展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品格和巨大优势,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可以告慰五四先驱们的是,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做新时代的追梦人,让五四精神不断散发新的时代光芒,这就是对五四运动最好的纪念。新时代的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弘扬五四精神,步履铿锵、勇毅笃行,让承载着13亿多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继续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希望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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